攝影是受器材影響的藝術形式，就像樂器之於音樂，畫具之於繪畫，影響作者能做的形式技巧以及最後的結果。然則，器材對攝影的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每位攝影者在入門時必須費一段時間了解攝影原理與器材，並且不斷添購器材，從此可以證明。我們對於器材的思考，可從兩個不同的面向來看，一是器材能在技術上做到什麼，二是我們能用這個器材做到什麼，或能產生什麼詮釋與意義。前者是科技問題，後者是美學問題。
一張照片從器材到拍攝到沖印，都遵照標準程序，不犯任何錯誤，就保證成為好的藝術嗎？Miroslav Tichý 用自製的破爛相機所拍攝的作品，在 2005 年贏得歐洲攝影大獎，2009 年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舉辨個展，他的作品顯然顛覆這個想法。他的作品畫質奇差無比，失焦，漏光隨處可見，相紙充滿髒斑汙漬，像初學者的失誤集於一身，即便如此，受注目的程度仍與日俱增。為此，我們可以思考上述第二個問題，什麼構成好的藝術？這個問題異常地龐大，我們就兩個層面來淺述。
第一，藝術重要的本質之一是陌生化，藝術透過陌生的形式來喚起我們重新認識對象，全神貫注地重新感受。由於我們太容易對四周習以為常，用固定概略的方式認知事物，未能用不同視角去挖掘意義，無意間陷入習慣的侷限中，自我石化，變得麻木無感。而陌生化迫使我們重新認識這個未知的事物，產生新的詮釋與觀點。相同地，當一種藝術形式或風格大量發展，最後也會使我們的感覺石化，這也是藝術必須不斷創新的原因。
第二，承上而來，我們在攝影中所定義的犯錯，大部分，背後都指向一個預設立場——希望它能夠越接近真實，越接近肉眼所見。如此，我們便把攝影的可能侷限在複製真實的一種技藝，限制了攝影成為藝術的一種可能。Miroslav Tichý 顯然未受到攝影的普遍教條制約，他認為不完美是作品的重要部分，那是詩意的來源。而攝影要達到如此，首先必須有一台爛相機。
1948 年發生二月事件之後，布拉格藝術學院受到共產黨介入，Miroslav Tichý 不認同共產黨對學院的箝制，於是離開，回到摩拉維亞州的基約夫小鎮與父母同住，但不久又遭受共產黨監管，被視為精神病患，強迫治療。也就是在這個時期，Miroslav Tichý 帶著他自製的破爛相機，每天在基約夫小鎮遊蕩，開始他的攝影生涯。每天拍攝約90張照片，他帶有情慾意味地拍攝小鎮上的女性以及她們的身體，拍攝手法顯然未經過被攝者同意，因此作品常呈現偷窺的視角。他沖洗照片的過程粗率簡陋，因此髒汙刮痕為常有之事。每張照片只放相一張，然後將相紙黏在紙板上，完成他的作品。
無論他的草率出於什麼動機，作品最後能夠提供給觀者的詮釋與審美才是藝術的重點。作品中呈現的失焦模糊，是否和我們在不斷流動的現實中，驚鴻一瞥的意象與心靈狀態極為相似？這種失焦模糊，是否更能體現記憶中似有若無的影像，那種努力想捕捉清楚的心靈狀態？配上偷窺的視角，這種生命情境和心靈狀態便有力地呈現出來了，加上髒汙與缺陷，是否更表現出偷窺這件事，並非一種光明正式，應該善加安置的心靈活動？只要反過來想，當 Miroslav Tichý 作品中那些模糊髒汙都不存在的時候，偷窺這個心靈活動還能有力地表現出來嗎？答案便昭然若揭。
現今例如 LOMO 相機便可說是一種對於缺陷的詩意的追求。使用過期底片，色偏，漏光，暗角等等，使熟悉景象的陌生化，創造出難以預期的結果。這種對於審美的了解，作品產生的審美感受，可以說和 Miroslav Tichý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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