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捕捉他們純粹而快樂的片刻，我們借了一台時光機。」就憑導演基里爾賽勒布倫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的這段話，讓我覺得《夏》（Leto, 2018）非看不可（該片在去年入選坎城主競賽，最終雖未獲大獎，卻得到最佳原聲帶的殊榮）。
第一次看大銀幕的時候全場滿座，我在大老遠的後排熱血沸騰；第二次特地買了前排的位子，整個影廳幾乎被我包場，只覺得自己就置身在那個未曾經歷過的時代，被感動到無以復加。於我而言，《夏》不僅僅是 2018 年的無冕之王，大概還是過去幾年來最喜愛的電影。正如宣傳廣告上某家媒體所言：「我們的金棕櫚！」──這樣的評語總令人激賞，而且在許多意義上，遠比電影獲得了何等成就還重要的多。
整部片聚焦於蘇聯時期的搖滾先鋒維克多崔（Viktor Tsoi），同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的前輩、天團「動物園」（Zoopark）的主唱麥可（Mayk）與其妻娜塔莎（Natasha）相識後的故事。在麥可協助之下，維克多的音樂之路步上正軌，但他與娜塔莎之間的情愫也逐漸產生矛盾。實際上，這段關係與史實有所落差（註1），而維克多的樂團「電影」（Kino）則在日後成為俄羅斯搖滾史上的傳奇。就其生平而言，《夏》拍攝的反倒是維克多成名前的平和時期。
循著導演「借來的時光機」一路前行，海邊的青年們引吭高歌，與黑白光影交織出一個 80 年代初期的蘇聯。彼時的觀眾要乖乖坐著觀賞搖滾樂演出，在火車上哼起西方搖滾得小心被指控「唱敵人的歌」，想演出的樂團為了讓歌詞過審必須自稱搞笑藝人，昨天一起玩音樂的小夥子則可能明天就被抓去當兵。雖然時代氛圍如此嚴峻，但電影反而淡化了這層背景，讓一切可能的危機都以浪漫奇想帶過──這也正是《夏》最為有趣之處：用現實裡不會發生的事情，反襯出時代裡曾經的理想與充滿希望的瞬間，究竟有多麼珍貴、多麼美好。
所以總有一名亦敵亦友的突兀角色混在人群中，直接打破第四面牆朝觀眾潑冷水，表示「以上都沒有發生」；其餘時候，他與麥可展開創作主題上的辯論，或者用俄文把片中出現的英文歌詞重新翻譯一遍，彷彿在替時代寫下嘲諷的註解。更有甚者，電影開始不久時維克多首次出場，那名「懷疑論者」自鏡頭前一閃而過，冷不防向觀眾說了一句：「一點都不像。」（第一次看我還以為自己搞錯了）。原來早從那個節點開始，整部片就鋪下了後設的魔幻基底，往後無論是路人集體開口唱歌、天馬行空的塗鴉動畫，還是當表演現場的觀眾打破常規群起躁動，黑白畫面忽地染上色彩，這一切竟然都理直氣壯地如此動人。電影一方面彰顯了存於音樂中的強大力量足以超越政治教條，一方面也試圖召喚人們對於自由的心之所向與身之所往，終究在無法觸及的想像中構成一個燦爛奪目的烏托邦。
而片中那臺攝影機所拍下的，關於這群其實已埋沒在歷史洪流的人物，目的也不是打造一部照著史實走的常規傳記電影，而是藉著回返時空，最大程度地再現那些令人神往的純粹時刻。好比那位名為「龐克」的青年，在派對結束後恍惚起身，盯著投影在牆上的海邊好一會兒，就這麼「跳」了進去，這靠的當然是電影在近百年前就出現過的剪接魔法，但在此時驚奇依舊。只見他轉向鏡頭對著觀眾告別，旋即褪去身上衣物，裸體衝向遠方的海平面，那一刻他彷彿擁有全世界。而我則不停想著那片海，想著導演怎麼知道我的感受，那與自己多年前獨自出國來到海邊，面對未知壯美而萌生出的興奮、自由和義無反顧之感毫無二致。
至於故事的明星光環雖然在維克多身上，但其實麥可更像是真正的主角。維克多自始至終展現了創作上的天賦，他的成名之路彷彿時勢使然：一位背著吉他的年輕人，用簡單直接的詩句唱出藍領階級的心聲，拒絕讓自己的音樂被貼上標籤，也或許他眼中本就不存在標籤，只是憑藉直覺接近音樂該有的模樣，就成了一個時代的聲音（片中大部分歌曲來自Kino樂團1982年的專輯《45》）。相較之下，麥可對西方音樂的涉獵影響其創作甚深，見識到蘇聯以外眾聲喧嘩的世界，似乎也因此陷入自身定位的疑惑之中。派對上有位好友讚美麥可的地位，認為應該把他的音樂拿給西方人聽，卻被麥可反罵「他們已經有了滾石、門戶、齊柏林飛船、歡樂分隊、鮑伊、狄倫！」隨即離席。當他看著走廊上掛著的無數張偉大專輯，背景響起了鮑伊的名曲〈All the Young Dudes〉，進入到彩色的幻想中，大夥模仿起一張張經典的專輯封面，致敬那些活在音樂世界裡永遠不會消逝的巨人們。電影的當下遂幻化為一個綺麗的迷離空間，歷史彷彿總在循環，屬於一個時代集體的狂歡、失落、迷惘與滿腔熱血，乃至個體平凡亦或充滿象徵的榮耀時刻，皆代表著無數年輕靈魂的躁動生命，無疑也回過頭來造就了整個顛簸前行的世代。
而麥可必定是在維克多的音樂中，感受到了一些真正重要的、需要被世人記住的事物，並且願意為此犧牲奉獻，即使那根本無關乎自己的成就。這或多或少呼應到麥可理想中的世界（也許是一個奔騰不復的搖滾盛世），以至於在那幅圖景之前，個人瑣事都得退居其後，甚至也包括隱忍妻子喜歡上對方的事實。說麥可「眼中只有音樂」未免有點矯情，但就如同整部片純淨的調性，維克多與娜塔莎的戀情也沒有太多雜質，自然而然地發生、彼此尊重地抑止，被表現成一種瀟灑的坦然，因此美好的願意讓人相信。麥可是如此迫切地想讓世人認識維克多，除了持續給予創作建議，也用前輩的身份讓歌詞通過審查，更在首次登台時助陣相挺；演出結束後，他幾乎是故意促成娜塔莎與維克多獨處，放逐般地讓自己遠離他們，接著居然是去請求好友替維克多錄製專輯。比起「動物園」擱置以久的唱片，麥可顯然更擔心維克多的音樂在「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蘇聯時代一聲不響地消失。
當錄音室裡的任務告一段落，麥可便默默離去。鏡頭一轉，專輯已經發表且評價良好，眾人圍坐，麥可與維克多平起平坐地共同受訪。被問及希望演出的場地，麥可想在千人體育場採用豪華配置，維克多卻表示若能在小酒吧表演足矣，兩人的見解就如同音樂風格的不同，也埋下未來他們終將分歧的預示。日後，當維克多回顧起這段往事，應當會明白：曾有先行者替他撞過每一堵高牆、摔進每一道溝壑，指引他朝著對的方向前進，最終也用自己的方式同他道別。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