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夏末，菲比開始從奇，從妙，從殘酷，從不解，從現世等各種情事中看見 sublime，並探查各類藝術家如何以不同路數，具體化這難以一語道盡，同時難以言傳之情狀。藝術家以自然、怪誕、記憶為名，令 sublime 以多種姿態現身，使我看見了如水般具有正倒立共存(亦正亦邪)的 sublime。此篇文章將從現階段我對 sublime 的理解、於我的啟發開始書寫，作為這段時間我對它的感念小文。
於我情狀
情狀一：May unbelievable。近半年透過閱讀文本闡述，以及延伸在生活上實際感受到的 sublime，讓我開始思考「人類究竟會在何種狀況狀下，產生 sublime 的心態呢？」，我想或許可以先用一種比較中性的說詞來陳述我目前的一點心得──就是那些游移在「不可能(could not)」與「可能(could)」邊界的狀態，如同讓人信服的謊言般，引述德國夫妻檔心理學家烏特．愛爾哈德特（Ute Ehrhardt）、威廉．尤能（Wilhelm Johnen）著作《老實人上天堂，會說謊無往不利：說謊，是你最該學、也最該隱藏的實力》中說道：「一個好的謊言，與真實的距離並不遠，必須與所有真實的事情有關聯，互相契合，這樣才具有可信度」。我想就是這些狀似不可能的「可能」(between can not and may can be)現身的那個當下，讓我們產生了sublime 的心境，這種在制式思維(或有限的想像)中難以實現的，但又有那麼點可能實現的「可能」居然鬼斧神工地出現，讓我們驚呆了。
但是，對我來說 sublime 是具有質變性格的，因此前述所指只是 sublime 的原型狀態。在我看來比 sublime 更讓我感到 sublime 的是人們對於那些該感到 sublime (以下簡化其意義至驚訝與訝異此類等級)的情況，居然習以為常了──情狀二：The banality of evil。曾經「無禮」是令人驚訝的，但曾幾何時「禮教」的底線已不知退位何處；再日常一點的情況是，在我的中學時期，少有同學公然說髒話，如今「不要說髒話」卻常見於國高中張貼於黑板旁的班規，而學生間的問候亦常以三字經式髒話，作為發語詞或語助詞。雖然我同時生長於這段時空，但我卻無法說明上述禮教與教養的演變(退化)史，這些年間似乎並沒有發生任何一件能夠直接影響此況的重大社會事件，但這一切究竟是如何在「不知不覺」間巨變了呢？如此「無感」的狀況除了讓我感到 sublime 之外，同時更讓我感到害怕，並讓我想起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的「邪惡的平庸性 (the banality of evil)」，邪惡本身並非得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而其效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在我們身邊發生的許多事情亦是如此，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旁人「大驚小怪」，但若我們願意再多想一點，把時空與狀況稍稍搬移比較後，便會覺得其實有好多事情都值得我們去大驚小怪。
反觀那些曾經參與猶太屠殺的納粹信徒們，對他們而言因為殺人奪命的邪惡被日常化了，所以他們才會以一種稀鬆平常的態度將活人送進毒氣室，但是他們會知道(或認知到)自己正在做一件邪惡的事嗎？不會，因為他們的感受被麻痺了，這些在我們眼裡的邪惡，在他們眼裡實在是平庸到不值一提，因為這就只是一份長官交代的例行公事(maintained job)，毫無特別(或毫無特殊意義)可言，因此他們無從感受，遑論道德反省這般高深知覺了。「邪惡根本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濕的表面擴散；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鄂蘭所提出的觀點，除了顛覆過去我對於邪惡必定是以大動作襲來的刻板印象之外，也讓我看到一顆充滿智慧與超然同理心的健全心態，以及與其共存的真思辨力，若每個人類都能盡守身為靈長類的職份 ── 願意負責、勇於質疑，並願意設身處地從他者立場去思考問題所在時，那麼每個人便將有能力去抵擋那平庸的邪惡，反之，若人類繼續漠視問題、無感於他者需求，那麼平庸的邪惡終將消滅人性，使人類失去身為人應有之位格。
2005 年，作家吳明益因為看到一則關於「垃圾渦流(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的網路新聞，埋下他書寫《複眼人》的動機因子，那座因人類遺棄物件而在太平洋上聚集而成的島嶼，在他腦中逐漸透過故事人物逐步登場，漸漸具體成形，每個人物與事件依序與作者腦中記憶自然生成，自成軸線，書中吳明益以複眼人的一段話為這次的寫作做了說明：「所謂人的記憶可以分為陳述性記憶和非陳述性記憶兩大類。陳述性記憶就是能被陳述出來的，比方說用語言、文字。而非陳述性記憶，不太精準的講，算是你們說的潛意識好了。就是可能連主體都不知道自己記得的記憶。並不是說不能陳述，而是通常不被陳述……這兩類記憶又可分為事件記憶、事實記憶和熟悉記憶這三種基本形態」。吳明益以那些在人類所建構的現實世界中所能查閱到的事實作為基礎，再運用每個人對同一事件，所記得的不同細節、觀點之特性，進行多向書寫，這樣說來有點類似瞎子摸象──細條的(象鼻)、巨大的(象身)、粗糙的(象皮)都是大象，但又都不全然是大象。
書中的複眼人說道：「關於記憶，人跟其他動物是沒什麼不同的……但是，只有人類發明了記錄記憶的工具，書寫……不過，一旦用文字重現這些記憶，你就會發現，有大量的，你腦袋編織出來的東西，加入了事件意義裡頭。因此，文字所重建的那個世界，更趨於你們所說的『自然界』，是個有機體……人能感受到的世界太片面、太狹窄……有時，也太刻意，你們會刻意只記得自己想記的一些事，有許多看起來像是事實記憶的東西，其實謲摻雜了虛構的想像，甚至於，有些從未在世界上發生過的事，也能在人的腦中以想像力重現，栩栩如真」。這裡所提到的意識轉換與記憶召喚等手法，我想除了吳明益之外，也是每位藝術家在進行創作時，都會使用或經歷到的方法與狀態，創作者使記憶本身成為一種有機體，反覆咀嚼以致延展增生出另一番面貌，甚或有時候，創作物(文字、作品)會成為自己的主人，帶領創作者為它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但總有一天，記憶跟想像要被歸檔的，就像海浪總是要離開，因為不那樣做，人就沒有辦法活下去。這是相對於多數的生物沒辦法用文字儲存記憶，唯一能書寫的人類，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段論述我覺得很有意思，究竟透過創作是去紀錄記憶？還是為要擺脫記憶，而將記憶轉嫁到創作，因此重獲自由呢？我想答案或許就如 sublime 這個字彙一般雌雄難辨，但不論人類釋懷與否，生命終將繼續向前。
閱讀吳明益的《複眼人》對我來說具有多重 sublime 意義：垃圾漩渦本身就是令人 sublime 的奇觀；劇烈的環境破壞，能在作者如此細心且深具耐心地鋪陳中，被客觀平等地記述；溫柔有理的文字所堆疊出的狂大震撼。對比楊照在推薦序中所述：「這幾年來，全世界具備環境意識的地方，是好萊塢。好萊塢連續拍出許多處理環境主題的災難電影，讓觀眾如同身歷其境般目睹氣候帶來的破壞……這些影片都精彩呈現了讓人看得目瞪口呆的奇觀……不能說這樣的影片對提高環境意識沒有幫助……但是奇觀有期限制，大自然破壞的奇觀，最根本吸引人的地方和五萬發煙火構成的跨年晚會高潮是一樣的。人們很容易以目瞪口呆看跨年的心情，目瞪口呆地看銀幕上熟悉的城市一夕之間遭到毀滅……這些影片所呈現的，幾乎都是瞬間的災難，或災難來襲後的倉夷住況。那樣的災難很刺激、很驚人，誰都會凜然震動，然而那樣的災難，卻不是環境災難的現實……環境的破壞、毀滅是日常性的……破壞、毀滅真正的特性，和好萊塢要講的，剛剛好相反──在於其沉默、安靜、普遍、無所不在，也就是在於其日常的庸俗。好萊塢必須將這無所不在的日常庸俗，予以戲劇化，才能將之從庸俗中拔拖出來，讓人看到……然而弔詭地，脫離日常庸俗被看到的環境災難，也就不是真實的災難了，當大家高度在意驚天動地的災難時，日常庸俗的毀滅反而更被忽略了」。
在特效塑造的災難奇觀中，人們的目光將聚焦於「奇觀」之上，而非「災難」本身，因為面對這些透過煽情所點燃的感動或撼動，人們只會因為感到無能為力而束手癱軟，同理也可見於人們對於腥羶重味的社會新聞，當下的驚嘆最終只會淪為茶餘飯後的廉價八卦一般，究竟掌握散佈權的媒體，與接受訊息的大眾該如何面對此番弔詭的狀態？我們是否可以試著多想一點，以至於我們看見那些幽微而隱晦的信息，得以不掉落「邪惡的平庸性」中呢？或許正如楊照在序中所言：「《複眼人》集合了好幾個因為不同原因，逃離了日常庸俗態度的人。他們比一般人，多一點對於周遭的陌生抽離，少一點理所當然，因而也就隨而多了一點不忍與珍惜。這樣的多一點、少一點，主宰了他們的生命選擇，增添了他們的生命選擇，增添了他們猶豫與折磨，他們不是一般人，他們是難得看出一般人的庸俗日常中，帶著最恐怖的不正常的『複眼人』」。期待人類能在肉眼之外，睜開另一顆心眼，看見並即時阻擋那即將掀起的、歷時緩慢的劇變。
Where is it from and where is it going？
接下來，我想藉由鍾順龍自 2007 年開始拍攝之「文明風景 ─ 里程碑(The Marker)」系列作品，觀看一場在我們周遭無聲發生，卻又帶來巨變的 sublime。
初見「文明風景-里程碑」作品時，我無法立即定下時間發生點，意即我無法明斷影像紀錄的究竟是建造中的工事？還是被淘汰棄用的廢墟？建築物似乎是見證人類文明發展的一種證據，那些古文明(如希臘、瑪雅)遺址，證明那段文明社會確實曾經存在過，但那些高度的文明社會卻消失了，後人只能依著現有遺址線索試圖還原不完整的過去，而在文明社會消失後，自然環境試圖消滅社會曾經存在的證據，盡力回復到那段文明尚未進入土地前的樣貌。《沒有我們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作者艾倫·威斯曼（Alan Weisman）說道：「房屋會日益破損，因積水將滲進屋頂，包圍防水板，腐蝕木料，鏽蝕鐵釘，牆體因此下陷乃至倒塌。五百年後，一座房子只會剩下鋁製洗碗機殘片、不鏽鋼餐具，和塑料把手」。人類以建築展現其文明，但人類現今努力建造的不過就是未來的廢墟，而人類似乎永遠難以擺脫這場命運輪迴，視建築為人類最珍貴智慧產物。
鍾順龍在創作自述中說道：「『里程碑』這系列作品，正是開始於這個不斷拆解及建構的土地上。其間，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因台灣高鐵通車，壓縮南北城市的距離。速度與時間的改變，相對性地也壓縮了空間的概念。而這個巨大的轉變，卻發生在我們尚未感受到轉變以前，道路工程早已開始立下基座，一根一根地被植入地面，在道路尚未連接前，這些墩座就如同古代文明的遺址般矗立著」。在這裡，我想把時序再往前推一點，先來看看現代人每天出門踩踏的馬路，我們已經忘記「路」並非天生就是這個樣子，現代的馬路是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另一件強制性地景創作。中部仕紳傅錫祺在 1930 年代曾記述一段他(時居豐原潭子)與住在台中樹子腳朋友的來往狀態，「相距十餘臺里耳，然在四、五十年前，交通未便，不易相聞問也」，於此可見交通(道路狀況)不便增加人際往來的困難度。
1919 年元旦，時任台灣總督的明石元二郎宣布要完成南北縱貫道路(台一線)，隨即強制動員台灣男人修建馬路、無償徵用強行拆屋，展開台灣版萬里長城造路計劃，但也因為縱貫道路通車，使台灣南北意識首次得以凝聚。之後，台灣人在馬路上繼續架起高速公路、捷運系統，以及高速鐵路，自此以線性、輻射狀之多層次交通網絡將各地串起，空間蔓延的同時也集中形構出「一日生活圈」，自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大行之後，都市樣貌與定義便不斷改變，而「交通」就是改變都市樣貌，與人民互動的主要關鍵點，2007 年，全長三百四十五公里的台灣高鐵，連結台北、高雄兩大都會區的子彈列車，徹底顛覆台灣西部地貌風情，如同馬克思(Karl Marx)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提及的「時間消解了空間（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一般，高鐵將台灣西岸共構成一個沒有起始的大都會，一個「大都會(metropolitan)」或「巨型都市（mega city）」，而這個台灣海峽以東的「大台灣新都心」自此逐漸成形。
對鍾順龍來說文明遺留下來的東西就是柱子，如英國巨石陣、希臘衛城等經典案例，建築主體消失了，柱子卻留存至今，甚至成為一種象徵，於是，他開始創作「文明風景 ─ 里程碑」系列作品，以平凡無奇地存在於你我生活周遭的柱子、橋墩作為主角，這些常人從不曾留意的平凡物件，在鍾順龍眼中，它們卻是一個時代的印記，與見證文明的起點。隨著交通網絡的串連與隨之而來的都市發展計劃，地景樣貌的變遷遠超乎我們的預料。鍾順龍利用攝影記錄、保存當下狀態的特質(凍結快門的當下)，在路面尚未連接以前，紀錄當下台灣地貌的改變，和那暫時存在的狀態，紀錄這個城市文明的開端，在此，樣態尚在建構中，一切都是現在進行式，現在畫面中的一根柱子、兩根柱子，是柱子也不是柱子，是橋墩也不是橋墩，因為最終它們將成為連接某地的某條道路。
現代人習慣且喜歡快速、高速，因此快速道路、高速公路工事不斷，鍾順龍從一開始發現路上出現許多一根根的橋墩、柱子，到後來柱子成群，成為群組場景後，才驚覺生活地景竟在不知不覺、無聲無息(其實工事現場噪音都很大，但生活其中的人們卻極為無感)中發生巨變，台灣在近十年、二十年的風景地貌變化特別地大，但我們卻習以為常地看著它成形，卻不知如何成形，因為我們容易刻板地認為這樣的景觀，很日常，很平常，所以它就這樣輕易地被我們忽略了，我想或許這也是熟悉生輕蔑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的另一種變相體現吧。
在「文明風景 ─ 里程碑」中，鍾順龍並不特別帶上主觀情緒，或價值(道德)判斷去處理畫面，他就只是忠實呈現我們生活的樣貌，以平等、委婉、緩慢地記錄，投下一顆沉沉的石子在觀者心頭。在人們尚未意識到未來即將面臨重大改變之時，人類繼續創造奇觀，一種夾雜未來況味的陌生感與文明滅絕後的遺址蒼涼感，在你我熟悉的台灣地景上拔地而起，昭示人類文明進展，同時預言另一種毀滅。八八風災之後，鍾順龍來到甲仙，看到橋樑均被大水沖毀，文明最終也會消失，回歸自然，雖然我們無法在古文明遺址中，得知先人何以建造出超越當時人類文明的產物，但我們可以依循此理，想像未來，當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文明崩解後，或許最後留下來的就是這些柱子。
結
「人類同常不在意其他生物的記憶，你們的存在任意毀壞了別種生命存在的記憶，也毀壞了自己的記憶。沒有生命，能在缺乏其他生命或者生存環境的記憶而下去的。人以為自己不用倚靠別種生命的記憶也能活下來，以為花朵是為了你們的眼睛而繽紛多彩，以為山豬是為了提供肉而存在，以為魚兒是為了人而上鉤，以為只有自己能夠哀傷，以為一枚石頭墜落山谷不帶任何意義，以為一頭水鹿低頭喝水沒有啟示……事實上，任何生物的任何微細動作，都是一個生態系的變動」複眼人說。
澳洲藝術家 Deborah Kelly 一件多年前讓人感到 sublime 的作品〈留意上帝(Beware of GOD)〉，2005 年投射在雪梨上空，2008 年承接兩屆新加坡雙年展主題──信仰 (belief)與懷疑 (wonder)，再次出現在新加坡空中，策展人魏明福形容這件作品如同蝙蝠俠 LOGO 被打在高譚市一般，人們以此召喚能夠解救他們的英雄。但是要看見這件奇觀式作品卻非易事，因為必須有一定厚度的雲層及高度，才可清晰看見這句警語─Beware of GOD，2008 年從 Suntec City 打出的影像，投射區域大約落在 Esplanade Bridge 和 Marina Bay 之間，我想在機率微小的可能性中巧遇這件作品的當下，或許能讓觀者在感到 sublime 之餘，好好思考「這位上帝是誰？」，或是「這是我的上帝嗎？」。
表現形式類似於〈留意上帝〉這件引發 sublime 之感的奇觀式作品，是 2001 年藝術家 David Buckland 創建了 Cape Farewell 計劃，在計劃中有一系列從 2005 年至 2009 創作，名為冰文本(Ice texts)的作品，這系列作品是將標語投射到消融中的冰山上的攝影作品。我對這個試圖促進對氣候變遷做出文化回應的計劃很有興趣，因為這群因為認知到體制結構無法運速改變的藝術工作者，沒有因為現實而感到氣餒，反而決定積極地以文化手段來做出他們能做的努力，就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提出任何治標的解套方式，所以藝術家們試著以他們的方式做出回應──激發更多人響應此議題、以自身遇到的矛盾與困境作為教材。計劃創辦人 Buckland 在訪談中曾說：「格陵蘭南端被稱為法韋爾角(Cape Farewell)。而Farewell這個字在英語中具有雙重含義：再見與順利走向未來。現在我們恰好站在一個可以說「再見」之處，一切將以災難收場。或者我們可以力挽狂瀾，讓我們的世界變得美好。至於 Cape (海角)這個字，如果你是一名水手，你永遠不會待在海角上，因為對於航行來說，海角是最危險的地方。所以你得決定是向左還是向右，你必須作出決定。因此整個計畫名稱的意思就是要決定走向這條路或那條路」。在激情過後 sublime 該往何處宣洩？人類該往何處才能得以善終？我們現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上，究竟該如何 Farewell 是我們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多年前 Marshall McLuhan 用下列話語鼓勵我們
“I think of art, at its most significant, as a DEW line, a Distant Early Warning system that can always be relied on to tell the old culture what is beginning to happen to it.”
現在，David Buckland 再次明示我們的責任
“But I think what the artists did is to find a way of making the stories personal. So if you see a glacier crumbling in front of you, then that is your story — your personal story — that you bring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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