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堅定的人是很難去改變它的信念的。當你不同意他的時候，他會選擇離開，而當你秀給他是事實和相關數據時，他會質疑你的資料來源。當你向他說明你的邏輯時，他也無法理解你。」
著名的史丹佛心理學家 Leon Festinger 在一段拒絕全球氣候變遷的文章中提及，今日諸多美國人一味反對全球暖化以及它的人為因素，這是 1950 年代 Festinger 實際上描述的是一個心理學上著名的案例。
Festinger 和幾個同事潛入一個在芝加哥的小型崇拜組織 － Seekers，這個崇拜組織裡的成員認為他們在跟外星人溝通，包含 Sananda；他們認為 Sananda 是耶穌基督的星界化身。而 Seekers 的領導人 Dorothy Martin 能透過自動書寫去轉錄來自星際的訊息。
外星人曾經給了她準確的日期，地球在那天會發生四分五裂的災難：1954 年 12 月 21 日。有些 Martin 的追隨者辭去工作、變賣財產，期待大陸裂成碎片，大海吞噬美國本土時，能夠順利被飛碟救走，這些信徒們甚至脫去內衣以及褲子上的拉鍊，因為他們相信金屬會干擾太空船的運行造成危險。
但預言失效，首先，這些外星人們並沒有出現拯救 Seekers， 12 月 21 日也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這正是心理學家 Festinger 最期待的時刻：想知道，當人們投入這麼多心力，建立起某個信念系統，卻又發現一切又被推翻，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起初，大家只想知道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接著一個新訊息說明了這一切，並在最後一分鐘，宣告他們全部倖免。Festinger 總結了外星人的新宣告：「這一群坐了一整夜的人們阿，你們使得神的光芒照耀世界，避免了破壞！」也就是說，這群人因為真正地相信了這個預言，因而拯救了世界免於像預言所講的災難。
從那天起，Seekers 們不再像以前一樣羞於傳福音，他們開始散佈信仰。Festinger 說：「他們的憂患意識是很強烈的。」信徒們先前所相信的「毀滅」，反而使得他們更堅定了信仰。
在一連串自欺欺人的記錄上，Seeker 還不算太誇張。他們丟了工作，又被媒體訕笑，人們深怕年輕人會受到影響。但儘管 Martin 的外太空崇拜幾乎是自我欺騙的極致，還是有許多人願意參與。不過也由於 Festinger 的推理，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有了新發現，並開始證明到底我們心中的先驗假設，是如何比眼前的事實，還要強烈地扭曲我們的思想以及被認為最冷靜的邏輯思考能力。
這種所謂的「動機推理 (motivated-reasoning)」的傾向，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只要面對明確的問題，群體們都會產生出立場極化的現象：氣候變遷、疫苗、領袖的出生地與宗教等等。這似乎是希望人們被事實說服時，挑戰另一個事實一樣。
- 動機推理讓我們選擇性接受資訊
動機推理 (motivated-reasoning) 理論是當代神經科學的重要觀點：推論實際上是包含著情緒，在研究上往往稱之為「影響」。不論是對於人、事、物的積極或消極的想法，產生的速度都比我們的意識思考還要快速，是以毫秒為單位的，EEG 設備能夠測出來，但我們卻無法感知。
不過這一點也不意外：隨著生物的演化，我們必須對環境裡面的刺激作出快速的反應，密西根大學的政治學家 Arthur Lupia 稱之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我們面對數據資料，就如同我們面對掠食者的戰鬥模式一樣：我們會遠離有威脅性的訊息，相反地，接收友善的資訊。
我們面對數據資料，就如同我們面對掠食者的戰鬥模式一樣。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他得知了一個可能挑戰他既有造物論信仰的科學發現，一種更能夠證明演化論的證據時，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政治學者 Charles Taber 解釋，一種抗拒新資訊的潛意識反應會因而產生。這種反應引導了關於記憶與事件連結的意識。「他們會採用和原先信念一致的資訊。」Taber 進一步說明，「這個想法會使他們建立一套論述，並挑戰新接受的資訊。」
換句話說，當我們認為我們在理性思考時，很有可能只是在合理化而已。心理學者 Jonathan Haidt 形容： 「我們以為我們是科學家，但我們只是律師。」我們的理性思考是一種手段，去實現預先決定決定的目標，就像是打官司的時候要勝訴一樣，而且，理性思考還受到偏見的影響。偏見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你會比較重視那些有利於我們的信念；另一種是「不確定偏見」 (disconfirmation bias)，這種機制會使我們花費較少力氣，去駁斥我們認為不合理的論述。
在這領域上，還有很多相關的專有名詞。如果我不想相信另一半有小三，或是小孩在學校霸凌別人，我可以想很多理由來解釋這種對顯而易見的行為。這不是說我們拒絕接受事實，或是很頑固。而是除了精確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包含身分認同與自我保護。這種感覺會使我們傾向不改變我們的信念，即使與現實相違背。
- 科學證據很容易被用錯誤的方式解讀
科學證據很容易被用錯誤的方式解讀。提供這些空想家跟他們理念相呼應的科學數據，有如給予他們天馬行空的推理空間。現代科學，志在剔除上述主觀性的誤差。也就是偉大的 17 世紀科學學說家培根提出的「思想偶像」(idols of mind) 理論。即便某些學者很容易固守執著於他們個人的學說，利用更廣泛宏觀的檢視，以及組織化的懷疑主義激盪下，就能確保，最適切的理念終能被彰顯。
而我們對於科學研究達成的某些結論，產生的個人反應，又是另一種邏輯。很諷刺地，即便學者在研究進行時，已盡力在每一細微之處，想要將研究成果的所有不確定性摒除，科學證據仍極易有選擇性閱讀以及錯誤解讀的現象發生。
許多心理方面的研究顯示，人們會以自身既有的理念去參照後來獲得的科學性或技術性的證據。在一個經典的 1979 年的試驗中，死刑的支持和反對者被提供兩種科學偽研究（非真實的研究），分別是極刑能否降低暴力犯罪機率。而在這個試驗中，極刑是否降低暴力犯罪的研究數據結果，在正反面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受測者卻較易批判與其理念相悖的研究結果，並且認為與他們理念相符的研究結果較有說服力。
而之後，類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關於平權運動、槍械管制、同性戀等議題的探討，即使有確切的證據顯示研究結果在正反兩方數據是相等持平的，仍無法抑制上述的偏頗．並不是說人們會選擇性引用或是扭曲某些科學證據來支持他們既有的理念。根據耶魯大學法學教授 Dan Kahan 及其團隊的研究，一個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及對於社會秩序的看法，對於他們是否認同他人是專家，影響甚鉅，同時也影響個人對於某些爭議性科學議題的研究認同感。
- 嘗試說服他人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有時，直接嘗試去說服他人會引發「逆火效應」，也就是當人們面對事實時不但無法改變他們的想法，反而更加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觀念。
換句話說，當結論與根深蒂固的觀念相互矛盾時，人們會否決來自科學驗證的正確性，因此在不同情況下將帶來相對的風險。階級化的個人主義者很難相信自我成就與價值（商業、工業）將可能對社會造成傷害。然而，平等的社群主義者則傾向於認為是自由市場造成損害，父權家庭的觀念混亂了孩子的想法，使人們無法掌握他們的權力。
此研究並非反科學－並非研究他們的心理，而是人們只接受所想要的科學，Kahan 指出：「我們相當不幸，不同價值體系下的公民，依賴不同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是彼此衝突的。」
- 共和黨員：打死都不相信海珊沒有和蓋達組織合作
舉例來說，海珊 (Saddam Hussein) 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個問題，已被證實只是為了轉移美國於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焦點。實驗中先給受試者看首次發表的偽造報導（引述小布希總統 2004 年發言），然後反駁（在小布希委任伊拉克調查小組報告中，並沒有發現任何大規模殺傷器武器的證據前便入侵伊拉克）。研究者發現，比起過去，保守派可能較相信這種說法。
另一項研究指出，當人們不願被說服時，心中將會浮現一些潛在意識。社會學家 Monica Prasad 和她的同事們想測試自己是否能扭轉共和黨黨員們所相信的概念：海珊 (Saddam Hussein) 和蓋達 (Qaeda) 基地組織秘密合作。但透過測試卻發現這些黨員常用反駁，或是僅僅死守自己的立場，以便抗拒兩者間的關聯性：
採訪者：「911 委員會並未發現海珊與 911 事件有任何關係，而布希總統認同此說法，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受訪者：「好吧，他們肯定說委員會沒有任何證據，但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即便他們這樣說，我們也還是可以表示懷疑。」
- 到底可以不理性到什麼地步？
現任政府在處理意見分歧的議題時，人們也有相同的反應。
問題的關鍵是這反應到底有多「不理性」，而這個問題恰恰很難回答。一方面，因為一小段新資訊，而拋棄了一直以來確信的體系，的確不合理。社會心理學家 Jon Krosnick 表示：「這是相當有可能出現的言論：『我之所以支持死刑，是根據我之前生活所接觸到的所有資訊，所做出來的決定。』」的確，有些證據說明為何「拒絕科學結論」是合理的。在一些保守的團體中，Kahan 曾解釋：「如果有人說：『我覺得氣候變化是合理。』該團體的其他成員就會給他貼上特定的標籤，這個人之後的生活就會多少有點不順利。」
這或許能解釋 Nyhan 及其同事在研究歐巴馬是穆斯林這個謬論時所發現的新奇模式。當非白人研究員主導實驗時，受試者容易改變自己對於總統宗教信仰問題的看法，糾正錯誤觀念。但是，當只有白人研究員在場時， 受試者會堅信歐巴馬是穆斯林這個傳聞。
受試會根據聽者的身份，來調整自己或對外宣稱的觀念，這稱為「社會稱許性」(Social Desirability)。
- 極化的意見造就了極化的媒體
這種假設想法造就了我們的媒體，當人們因為一些證據或是可分析的事實上，產生極化的意見。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在思考時就具有某些偏見，但也可能他們開始時就接收了偏頗的訊息，或者是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
好吧，所以人們傾向相信那些可以確認他們原有信念的訊息，人們甚至直接挑選訊息管道。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對吧？但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愈來愈嚴重，因為我們現在接收訊息的方法是 Facebook 上的朋友、缺乏上下文脈絡的 Tweets，這些群體通常是相對小，而且比較相像的社群。密歇根大學的 Arthur Lupia 說：「那些人類基本的生存技能，並沒有對應到我們身處的資訊年代。」
如果你想要證明上述所提及的，人們傾向接收符合他們信念的訊息的實際運作，那麼氣候變遷絕對是最好的例子。畢竟，這是一個涉及高度專業資訊以及個人強烈信念的議題。而可以確定的是，一個關鍵的決定因子決定你是否接受全球暖化的科學，乃取決於你是共和黨的還是民主黨的。
由實驗可知，更多的教育並沒有改變共和黨人的觀點，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相反的，在 2008 年的 Pew Survey 就指出，受過大學教育的共和黨員裡，只有 19% 的認同氣候變遷是因為人為的影響，相較之下，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則是 31%。換句話說，隨著教育水準的提高，不接受這個科學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同時，在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中，更高的教育水準卻和接受這門科學成正相關。
- 解釋自己邏輯的能力
其他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自認為最了解全球暖化問題的共和黨人，其實最不擔心全球暖化 ; 而共和黨人中，那些一般來說，極不信任科學的人，更瞭解這個議題但卻不會認真關心這件事，這是怎麼回事？若用陰謀論去理解動機推論，政治人物們比起一般的人們，更容易做有偏見的推論。
「那些看墮胎不順眼的人們，是因為他們對於這個議題不夠瞭解，所以他們可以輕易地採取反對立場。」但是「如果他們是瞭解這個議題的，那麼他們就有能力繼續鑽研議題，甚至提出反駁。」這些人其實跟其他受到偏見與情緒影響的人沒有麼不同，但他們有能力去解釋立場背後的邏輯，也因此立場更難以撼動。
是否有關於政治左派拒絕科學的案例研究呢？有，童年疫苗會導致自閉症的說法就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最有名的支持者是環保主義者 Robert F. Kennedy Jr. 和以金凱瑞為首的眾多好萊塢名人們。
「拒絕疫苗」這個事件裡就體現出了不可摧毀的信仰體系。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於兒童疫苗會造成自閉症率上升的說法，已經被許多流行病學研究給推翻，更甚至我們可以從一個簡單的事實中看見：那就是儘管涉嫌違規代理（汞基防腐劑被稱為硫柳汞）的疫苗早已被刪除，但自閉率仍持續上升。
然而深信的人還是存在，他們批評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新研究，甚至號召了以保護研究疫苗與自閉症關係聞名的 Andrew Wakefield（他於 1998 年在期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發了現在大家對於疫苗的恐慌，導致他的醫師執照被吊銷）。但我們為何要驚訝？反對疫苗的人有屬於自己的黨派媒體，像是網站 Age of Autism，每當有質疑疫苗反對者們的內容出現時，在網站上就會湧入大量的批評和反駁。
- 政治立場和面對科學的態度有沒有關係
這一切都點出了一個問題：左派及右派在判斷訊息正確性時有明顯的差異嗎？還是大家都一樣容易被左右呢？
也有一些明顯的區別，現下的科學否定現象在政治權利上更加突出，一旦調查氣候和相關環境問題、反進化論、基督教右翼對生殖健康科學、幹細胞研究與生物醫學等等的攻擊，則更加明顯。更引人關注的是，反疫苗立場在當今民主黨公職人員間幾乎不存在；然而，對抗氣候科學的觀點則在共和黨之間形成一塊鐵板。
一些研究人員指出，左派與右派存在心理上的差異，而這會影響到他們面對新訊息的反應。保守派相較之下，較剛性和專制；而自由派則顯得寬容並且具有模糊性。
我們總是在某些特定狀況下被蒙蔽。而這時的問題將會變成：人性可以被什麼抵制？
這是有爭議性的問題，然而，一旦有人嘗試用心理分析去解析固有的政治分歧，將會有一連串的反駁浮現：武斷且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如何？ 而在歷史上持有異議的政黨又如何？畢竟，在蘇聯有著最經典的「由意識形態否定遺傳基因學」的案例；遺傳基因學在蘇聯時代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科學」，而被政府公開譴責並禁止。
- 人性該如何避免被蒙蔽
在先入為主的情況下，這些力量會扭曲我們對於新訊息的回應，如果想要其他人去接收新的證據，必須要在不會觸發對方辯護機制及情緒反應下的一個脈絡中提出。循著此種邏輯會得到結論：如果透過企業主或宗教領袖，保守派會更能接受氣候科學，因為企業主或宗教領袖可以將環境學家及科學家時常爭論的問題套在一個脈絡之中。
這樣做，就是 Kahan 教授所謂的「文化事實的戰爭」內，有效的發出放鬆的訊號。就另一矛盾面而言，你將不再以事實引導他人信服；而是以一種價值觀引導，以便給事實一個辯駁的機會。
（資料來源：《medium》；圖片來源：vanity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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