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愛滋病，阿茲海默症——更可怕的名字是失智症——顯然更能博得一般人的恐懼。「性」讓愛滋病披上一層曖昧的審視目光，阿茲海默症卻像平白無故在捷運車廂或街上遭受隨機刺殺的受害者，因全然無辜而引發更強烈的哀憐和同理：如果有一天，被隨機砍殺╱被慢性取走記憶的人是我⋯⋯
失智症攻擊的主要對象是老人。於是在「我」之前，另一種同理的投射對象經常是父母。相較於老邁的父親母親死亡，從他們身上取走有我們存在的回憶，會不會讓他們（或我們）更難受？這真是個可怕的推測。曾有年長的友人說起去養老院探視失智症老父的經歷，她的語氣與其說是悲傷，更像憤怒。
當時我百般不解那股憤怒從何而來，直到讀了《流放的老國王》，一位奧地利作家書寫父親失智過程的文學作品，才驀然懂得朋友的憤怒究竟是怎麼回事。
「今天，回想起我們浪費的精力，一股無聲的憤怒向我襲來；因為我們當時咒罵的對象是人，但其實真正要指責的是疾病。我們說了上百次『你不要這樣放任自己！』父親卻只是耐著性子承受，像是遵照『棄械投降保平安』的金科玉律。」
憤怒的對象是病，但也包括自己。阿諾．蓋格推測，他的父親應該在 90 年代就意識到自己得病了，但出於身為父親與男人的尊嚴，以及自身的性格，他從未和子女發出求救，「我們玩了多年『貓抓老鼠』的遊戲：父親是老鼠，我們也是老鼠，而他的病是貓」。
書中最悲傷的描述，是身為作家的兒子發揮想像力，進入父親的頭腦和心靈想像他怎麼感受、怎麼置身於一個記憶逐漸從手中流失的日復一日。父親認不得兒子，但也不願對陌生人出現在自己的房間大發脾氣，只是隱忍並盡量不做出訝異的反應。父親開始隨時表答謝意，兒子則學會接受，而非回以令父親羞愧或不安的詢問。
不被父親認出的悲傷甚至沒這麼快到臨。首先的悲傷是，原來父母已不再強大。他們會脆弱、會生病、會失去為人父母的角色自覺。這個意識，是子女學習失去父親母親的開始。
「我仍然感覺到，眼前這位是我的父親，養育我長大的人；但是越來越多時刻—特別是晚上—我已無法認出昔日的父親。」
蓋格形容，失去記憶的父親像個流放的老國王，迷惘不安地在家中到處遊走。他在自己的家中要求回家。歷經長時間的交涉，父親最後乖順穿上睡衣，躺在他已不再認得的床上，安慰自己「最重要的是，我有個地方睡覺」。
給了我們家的父母，向我們無助地要求回家，回到一個讓他有安全感的所在，但我們無能為力。還有什麼比這更悲傷的呢？阿茲海默症剝除病人的安全感，而我們對消滅這病症，無能為力。
但阿諾．蓋格並沒讓整部書沉沒在悲傷和自憐中。他持續觀察父親、與父親相處，為記憶不再的父親記下他的出生和成長。你記不住的，我用文字幫你記住。他在以書寫為父親造像，也重新創造了父親。
隨著時日過去，父親的阿茲海默症也不再是個可憎的掠奪者。疾病改變了每個人。父親用幽默感接受自己因遺忘帶來的無根感，活在一個沒有過去跟未來的當下，且時常吐出睿智而帶有詩意的句子。似乎病症取消記憶的同時，也解散了人使用語言的限制，他記述父親任意改變曲子的歌詞、將「未來」唸成「來未」，或是一些他過去漫長人生中不曾說過的雋語或俗諺。
「和他相處越來越像是活在杜撰的故事裡。我們試著調整自己，以配合他那些記憶缺口、荒唐想法以及思維結構——他正是應用這些來面對所有無法理解的事物與幻覺。剩下唯一可以彼此共享的空間，也就是父親所感受到的世界。我們盡可能說些肯定他觀點的話以及讓他高興的事。我們學習到：真相的偽善有時候最可怕，不僅無濟於事，還會為害每個人。用一般規則提供失智症患者客觀且正確的答案，卻不考慮他的狀態，等於強迫他接受一個不屬於他的世界。」
在最終的身體機能遺失之前，他們將記憶的失卻扭轉為關係的重新開始。衰老、疾病與死亡雖無法抗拒，但仍有些微小的瞬間，帶來希望和安慰。有那麼一個晚上，父親來到正在寫作的蓋格身邊，要求回家。蓋格告訴他，等他把這段文字打完，他們一道走，「我也想回家，我們一起走」。父親問，遠嗎？嗯，很遠。你真的想跟我同行？當然，我很樂意。父親抓著他的手，高興地說，謝謝你。
一本悲傷，動人的與失智相處之書。而我想的是，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勇氣，不需任何疾病讓我和父親母親的關係有所扭轉、重新開始。從這一刻起，和還記得我、還如此健康美麗的他們說，我喜歡你，我們一起回家，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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