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衝突發生時，攝影記者與私人攝影者蜂擁而上，形成事件被攝影者包圍的現場
攝影為人間目擊者，是一種報告性、紀錄性的工作。
他要傳達人性的課題，了解和關心是照片所要表現的重點。 – Roman Vishniac
在拍攝完2013年3月27日華光社區大擋拆社運現場後，談紀實攝影的一次嘗試──作為一個拿相機的人，你來到事件的現場，你是作為什麼樣的立場？在這起事件當中，攝影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在這樣的疑問中，關於為什麼攝影的難題就出現了。你憑什麼攝影？你為什麼攝影？攝影了，然後呢？這是三個懸而難解的問題，但我在這裡仍然想作一些初步的討論。
私人攝影者的角色
攝影──或者輕鬆點說，拍照──這項技術普及到每個家庭應該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逐漸完成，翻翻家裡的倉庫或者抽屜深處，都有機會翻到父母輩時代留下來的底片相機，不管是隨身的傻瓜相機還是單眼相機，某種程度上都意味者攝影是如此的貼近我們的生活。家家戶戶都會使用照相機來拍攝生活中的風景、某個具有意義的時刻、某個值得紀念的人物。拍攝紀念性質的影像，這件事情甚至是在進入數位化時代以前反而更昌盛的。
數位照相機的普及，並沒有多加速影像的傳播。數位化只是第一步，它降低了攝影的成本。真正嚴重的是網路的普及，以及網路群眾參與在這幾年的急遽提升。隨著前幾年前web2.0概念的出現，維基百科、網路部落格的興起，再到社群網站的迅速竄升，網路中人與人的連結被建構了出來後，數位影像的流通才出現一些廣泛的影響力與爭議。那就是網路的發達促使其本身成為了新的媒介，而所有參與網路的人都成為媒介的掌控者與閱聽眾。這就是第二步，低成本的數位影像傳播，模糊了私人與攝影記者的分野。
這樣的情況在單眼照相機也逐漸走向低價普及的道路後益發明顯。在新聞事件的現場，我們會發現除了攝影記者以外，新進了一批獨立作業的攝影者──他們不屬於任何媒體，但他們拍攝事件現場的影像，這批影像會藉由何種管道被公開、修正、使用都不得而知。
在討論這種情況之前，允許我們先達成一個共識：為什麼我們允許攝影記者拍攝現場？因為我們認同攝影記者，也就是媒體的影響力，在於傳播事件公告周知，並且合理客觀的重現現場。我們認為，攝影記者拍攝的影像與報導可以合理客觀的將事件重現給大眾，並且合宜的給予閱聽眾思考與理解的空間。
而我們並沒有與一般人達成這樣的共識。什麼是一般人？那就是沒有媒體身分的公眾，他並不屬於現場，也不屬於媒體。這種私人的拍攝爭議之處在於，事件現場本身並沒有理由予私人拍攝，也並不期待私人可以替其達成公告周知的目的。反而會擔心這樣的私人會干涉到現場、妨礙到現場，而這些影像最後的產品並不一定符合事件現場預期的目的。
但這樣的情況在兩個情況下改變了：第一，網路的發展與新興人際網絡的建立，強化了人與人之間訊息的流通。第二，作為公眾知曉事物權利的媒體並沒有克盡公眾的期望。
公眾與事件現場對媒體的失望，給予了私人發展的空間。手持攝影器材的私人們在這裡重新擔當了媒體的角色，私人們作為了新興的媒體，他們拍攝事件現場，也對事件做出說明，並透過網路將事件散播出去。這種私人的訊息傳播方式在大眾傳播崩解的現代格外吸引人的注意。新一代的閱聽眾一方面對傳統媒體的失望，一方面強化了對周遭同儕的接納度與網路訊息的吸引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構了私人攝影者在事件現場拍攝的理由與拍攝權。以華光社區在2013年3月27號大檔拆的社運抗爭活動為例，社運主持人呼喊的口號：「請大家不要停止拍攝，將這個事件告訴你的朋友，告訴你的家人。」正是在體現這種公民擁有攝影權後與攝影記者之間模糊的關係，但不妨礙私人攝影者拍攝的價值。
攝影是唯一通行世界的語言，在不同的國家以及不同的文化間架起橋梁，世界一家；它忠實地反映生活及時事，容我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照亮了政治社會實況，我們從而成為人性與非人性的見證者。 – Helmut Gerns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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