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單獨的Photowalking,我拍攝了上面這幅照片。我一個人揹著單眼相機,幾乎沒有方向的游走在大學的校園之中,四處尋覓我覺得有趣的片刻並予以捕捉。在這一次的經驗中,我對自己在選擇拍攝的題材上做了一次檢視──我是怎麼選擇這些被拍攝的對象的?
儘管不同於繁忙的都市街道,大學校園裡的人物與風景,也就是我所能選擇的題材在一開始就被囿限於一定的範圍之中,學生與家庭成為這個場域的主體,風景則限於建築與造景。而當我在面對這些被攝的主體時,我產生了選擇性的困擾。什麼是值得被拍攝的呢?這點當然是極攸關於拍攝者的個人審美觀念與對攝影的態度,但在此我想說的是,關於被攝者與攝影者之間的連結。
曾經在宜蘭一次的攝影研習活動,許多攝影同好都分享了自己在攝影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許多人的經驗與自己相同,不論是在某一個階段重新審視過去的照片,感到慚愧者有之;因為攝影器材日新月異,而逐漸盲目追求器材者有之。我曾經一度迷失在自己的照片之中,透過照片建立起自信,卻又在成長過後全盤否定掉自己的過去。而在這次Photowalking中,我重新檢討了自己在攝影態度上的轉變。
從對世界的好奇,逐漸轉變成捕捉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在瓶頸期中,我一方面對自己的過去的成果感到失望、尷尬,並大量的銷毀那些對我而言不知所云,再也上不了臺面的作品;一方面沉溺於其他作者的作品,有時候怪罪於器材,有時候怪罪於題材,有時候怪罪於自己的生活。
喜歡攝影的人,有時候進展到某一個階段,就容易像瓶頸期的我一樣,過於在意照片所呈現的技巧與效果(而這些卻往往需要透過器材的輔助)。而忽略了題材與自身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在過去,我與世界之間無時無刻隔著一台相機,我將所有我認為有趣的事物拍下,而不問他們的意義。我去動物園,就將相機對著所有動物拍過一輪;我去展覽館,就將相機對著所有展品拍過一輪;我去風景區,就將所有地景鉅細靡遺的拍過一輪(近景中景遠景,石頭河流山海)。我一方面追求器材,一方面追求儘可能的將一切納入手中的相機。
然後隨著時間的推衍,這些一點一滴積聚起來的相片卻並非回憶,而成為了一種記憶的累贅。他們不再是觀看世界的方式,而是我們強迫世界與我們同在的手段。我們並不需要這些龐大的資訊垃圾。儘管我們這些掌鏡的人期望替自己與替他人捕捉世界,但我們並不是在豢養粗糙的影像,而應該是封存,紀錄訊息,呈現通時的概念。
縱然這樣的想法容易流於精英式的思考的危險陷阱,但在經歷過這樣的思考後,我再也不拍攝與我無關的事件,或者在一張照片中不能呈現一種獨立的價值。而這種價值應當能溶於不同觀賞者的世界,透過不同的觀點卻能建立一種溫柔的共識。
而在這次Photowalking的經驗中,我要如何拍攝?選擇哪些題材呢?我的答案是:保持距離、使用廣角而非特寫,並縮小主體,但力使畫面保持乾淨清楚。而針對拍攝的主體上,我則選擇孩童。
這些孩童與我並沒有直接的聯繫,我並不認識這些主體。但孩童相對於其他,不管是學生、除了孩童外的家庭成員或者其他人物,都更有一種超越的價值突顯出來。不同於拍攝那些陌生的面孔,在看待這些兒童時,似乎能摒棄許多心中的成見與印象,而沒有顧忌的去接受這些兒童。
我與這些孩童並不能直接透過攝影建立關係,但孩童這個符號,在影像之中是超越其他主體,而顯得更純粹,顯得更「非人」。我們甚少在孩童之中加入對社會的想像,認為他們是非社會化的,反而是更接近原本的世界,更接近我們想要捕捉與了解的世界。
因此我視孩童這種符號,在攝影上較其他主體更能代表我對世界的嚮往與觀察。攝影者透過孩童所呈現出來的影像,是超越孩童本身的意義的。他所能塑造的意義更加的趨近真實──真實的笑容,真實的動作,真實的哭泣與真實的憤怒。
隨著我們的成長與社會化,我們最後只能透過捕捉其他孩童的影像來緬懷自己逝去的歲月。
Morpheus Photomagine
關於攝影的邏輯以及影像與文字兩者間敘事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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