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與遺跡的記憶──南港瓶蓋工廠

南港瓶蓋工廠，位於北市南港路二段13號，前身為「國產軟木工業株式會社」，為日本人在民國32年時所設。在台灣光復後，由台灣菸酒專賣局（台灣菸酒公司）接管，曾命名為木栓工廠。民國47年更名為「台灣菸酒專賣局瓶蓋工廠」，專製隸屬專賣局酒廠包裝所需的各種瓶蓋、木栓等產品。全盛時期，年產量達8億一千萬個。南港瓶蓋工廠於民國93年停產後閒置，直到前年五月從廢墟改裝成都市前進再生基地（URS13），曾舉辦過各種音樂、展覽活動，也是許多劇組中意的拍攝片場。惟隨著今年度合約到期，南港瓶蓋工廠將於今年六月底全數拆除。

而來到廢墟的人們，以及許許多多的攝影師們所企圖，在尋找的是什麼呢？

拍攝即是佔有。

友人這樣問我：「你在拍攝時，在想些什麼呢？」這是個一時難解的問題。我很快的回想每個我拍攝過的場景與當下的心情，試圖回溯在每張照片被建構的當下我所想像的是什麼，而攝影則是在進行什麼樣的行為呢？在沒有仔細思考之前，拍攝被普遍化了。

攝影，如此意謂者盡可能的大量的捕捉現實的影像。因此所謂的攝影術從1839發表至今，從小眾的攝影愛好者到廣大的生活影像需求，隨著攝影技術的工業化，人們把生活於現實世界所經歷的一切經驗轉化為影像，而使得這些經驗民主化。攝影──拍照，在普遍時候成為單純的娛樂。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說到：「這意味著攝影如同所有大眾藝術形式，並不是被大多數人當成藝術來實踐的。它主要是一種社會儀式，一種防禦焦慮的方法，一種權力工具。」

我們透過攝影──攝影的機器去接觸現實，並試圖透過攝影所產生的影像去記錄現實。攝影所產生的影像，如此變成人們與世界有所聯繫的見證。只要照片被拍攝出來，其中的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拍攝的行為成為一種象徵性的儀式。照片給予了人們一個假想的，並非真實的過去，是故桑塔格認為，照片幫助了我們得以擁有我們在其中感到不安的空間。

是以拍攝變成我們在體驗某些事情，經歷某些事情時候的主要手段。照相機與產生的照片成為見證我們事實上參予這些現實的在場證明。拍照成為我們核實經驗的方式，把經驗轉化為影像，像是一個紀念品一樣。而任何的拍攝活動，都成為累積這種紀念品的方式──拍攝的行為本身，就已足夠安慰攝影師。

這種對攝影與其產出物──照片的驅邪物品式的應用，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我們在企圖接觸或者認領一個假想的現實。

但實際上，拍攝的捕食意味有時候更勝於單純的與被拍攝的標的產生假想的聯結。更多的時候的拍攝象徵著侵犯，一種帶有距離的侵犯。人們過去裝填底片，我們現在裝填記憶卡，將相機鏡頭對準拍攝對象，這些行為與槍殺一個目標並無不同。

「拍照的行為仍有某種捕食意味。拍攝人即是侵犯人，把他們視作他們從未把自己視作的樣子，了解他們對自己從不了解的事情；它把人變成可以被象徵性地擁有的物件。一如相機是槍枝的昇華，拍攝某人也是一種昇華式的謀殺──一種軟謀殺，正好適合一個悲哀、受驚的時代。」──蘇珊‧桑塔格

而似乎再也找不到比都市裡的廢墟更適合做為攝影師進行拍攝的謀殺現場了。

桑塔格說，所有的照片都「讓人想到死」，拍攝就是參予了另一個人，或物的必死性、脆弱與可變性。「所有的照片恰恰都是通過切下這一刻並把它凍結，來見證時間的無情流逝。相機開始複製世界的時候，也正是人類的風景開始以令人眩暈的速度發生變化之際。」──桑塔格用哀傷、感嘆的筆調寫道：「當無數的生物生活形式和社會生活形式在極短的時間內逐漸被摧毀的時候，一種裝置應運而生，紀錄正在消失的事物。」

許許多多的攝影師（其中有許多甚至拿著上個世紀的照相機骨董進行拍攝），在世界各地旅行，尋找許多生活經驗之外的風景。而當中有許多走進世界的遺跡裡面，人們拍攝這些景物，製造與現實世界相似的影像，作為一種象徵性聯結自我與世界的紀念品。但攝影卻無可避免的同時意味者人們霸佔了某種權力工具試圖去侵占這個世界的人事物，令我們與過去擁有了某些零星的關係。

我們拍攝廢墟，拍攝事物的死亡現場，見證了某些倉皇流逝的事情。許多時候出於對某種理想性經驗的核實，我們透過照片去理解這個我們所不清楚的世界，也使用照片去見證我們所進入理解的世界。

然後我們感到焦慮，出自於一種逼近的慾望，瘋狂的想要將這些生活經驗以外的世界收納到自己的懷中。我們的拍攝始終都是在佔有現實的片段，但儘管我們怎麼樣地以為那是真正的現實，卻經常不過只是將我們的理想與期待投射其中的一個畫面。

我們將其擷取與佔有，從世界無限的影像當中抽出一幅，卻似乎仍與理解這個世界距離遙遠。

拍攝，作為獲取世界一個影像的手段，我們嘗試透過照片去理解這個世界。這些徒勞無功的嘗試累積了大量片面的影像，裝飾了這個逐漸擁擠不堪的世界。攝影的那一瞬間所有的想法經常是虛無的，但在你看見成像的時候，我們就陷入了與世界詭異的關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