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uma, Memory, Mourning and Representation

創傷不能比較,沒有大小之分,傷痛就是傷痛!只有零與一(沒有或有)的分別,受過了就是有,沒受過的就是沒有。但是,要成為零創傷的主體,真的不是常人能力所及。若要一部車子不發生車禍,除了駕駛本人小心之外,更得無他人碰撞,方得全體均安,金屬做的物件況且如此,肉做的人與其心,其身就更是柔軟易動了。

  「噩夢的時候,曾經傷害你的往事就回來了,你很驚訝自己在夢裡竟然還是沒有抵抗力,還是那樣任命運擺布,你很驚訝自己突然又跌進了進退不能的處境,你沒有「遺忘」那些事,再看見的時候,還是那麼痛苦。」  陳雪《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

但是傷痛如何產生?為何感到傷痛?何以造成傷痛?這些問題彼此息息相關,造成他人傷痛的人,同時也正製造自身的傷痛,在 A 看來,B 是加害者,但從 B 的角度解讀相同的場景,B 或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人人嘴上會說的道理,要確實實踐在現實人生裡真的不容易。有些時候當曾經深陷痛苦的我們,再次面臨類似情境時,一不小心就會因為內化了過去的創傷經驗,如同被生命記憶催眠了一般,重蹈覆痛,被害轉身為加害,媳婦變身惡婆婆。若真心想要擺脫這噩夢般的心靈下沉,或許我們都該學習如何模糊自己(主體)的邊界,淡化、柔化我的自主/自我感覺,不再定睛專注於自身(自以為)的傷痛,以至於我們也能夠試著去看見他者的需要,以及他的傷口,學習將自我投身在他者的情狀下,設身處地與他換位思考。或許當我們真真能站在那個深具高度卻柔軟的位置,去原諒那些傷害我的他者,以及原諒被他者傷害的自己,那麼縱使傷口常在,但痛感卻可逐漸昇華為某種心心相惜的體感。這一連串的傷療翻轉很不容易,翻面的時機(轉機)尤其急不得,若不給自己多一點時間與空間,絕對會「欲速則不達」喔!

© Hsiao Ron Cheng

© Hsiao Ron Cheng

以療傷實況為例,過去我們被教導「保持傷口乾燥」,一般人常先使用消毒藥水(菲比小時候一受傷,媽媽就會在傷口上使用大量的「雙氧水」,傷口不斷冒出白泡泡的同時,菲比嘴裡也大聲嘶嚎著,現場合組一曲兼具視聽效果的「創傷爆發雙重奏」),等待白泡逐漸變少消退後,接著換紫藥水上場(自從媽媽轉職到醫院工作後,我們家開始改用優碘),最後視傷口大小選擇使用 OK 繃或紗布,附贈媽媽隨場叮嚀「傷口一定要保持乾燥!」。但近年醫療現場因為「人工皮」(傷口敷料,artificial skin)的出場,顛覆了這個既來已久的觀念。我們的傷口其實自己會滲出內含生長因子與纖維母細胞的組織液,透過將人工皮覆蓋在傷口,可與傷口的滲出液產生交互作用,形成一塊柔軟、半透明的吸收體,維持傷口濕潤,幫助傷口癒合,減少疤痕形成。反觀過我們讓傷口乾燥,以達快速結痂,反而不利於纖維母細胞移動,新生的皮膚只能在痂皮下生長,反而容易留疤。以上這個外傷現場套用至前段所說的「傷療翻轉」就是──當你受傷的時候,就是受傷,不要急著消毒(故作堅強,裝沒事),也不要急著殺菌(急著康復,掩蓋傷口,對傷痛視若無睹),請使用讓你覺得溫暖的溫柔的方法,外傷時請使用人工皮,內傷時請服用任何會使你好過的人事物,然後莫急莫慌莫害怕地,靜靜等待那個轉捩點,讓自己在一個比較自在的環境裡,慢慢地好好地把心給長回來,這段路不短也不輕鬆,絕對需要強大的寬容力與大智慧。

「哪一朵烏雲,不是從頭上飄過的呢?但飄過了,我們就沐浴了。」 徐銘宏《今天好美》

© 徐銘宏

© 徐銘宏

2016年台視推出的「植劇場」第三部戲《姜老師,妳談過戀愛嗎?》劇情從一樁「高中性侵案」開始發聲。被指控為性侵者的男老師,是每件不巧情況下的受害者;看似難親近的大姜老師,其實只是因為缺乏愛與溫暖,而故意擺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樣子,但或許就是因為沒有自信,以致於凡事操之過急;過去曾經險遭男友性侵的小姜老師,因為擁有純良光亮的內心,最終可以成為事件解套的關鍵人物;散發天使般燦爛正向的教學主任,因為印尼華人的身分,與不公義對待,讓他決心反撲,但卻因此欺負了真正的弱者;性侵案女學生,雖然清楚自己沒有被性侵,但卻因為戀父情結,甘願淪為惡魔所設下的仙人跳;性侵案女學生母親,因為自知在男人的世界中自己是弱者,所以不願女兒踏上自己的後塵,因此不顧一切保護女兒,以致落入圈套,失去生命。劇中每個角色在自己的生命裡都曾經受過傷,其中有些人願意在自己受傷的同時,也試著了解別人的傷痛,因此得以領受到跨主體間的痛點交流,認同(體認、同理與共感)到他者的傷痛,進而相互理解,因此與對方平等相癒,並在有知覺的狀態下,脫離造成二度傷害的可能加害者,並且拒絕消費、參與、製造衍生的更多傷害。但其中也有帶著正義面具的「被害者」,因為執著於自己的苦痛,致力於扳倒那些欺負我的人,並以恢復「自以為的公義」為使命,一意孤行地剷除異己保護自我,最後成為連自己都不認識的自己。

© 徐銘宏

© 徐銘宏

觀看這部片的同時,台北國際藝術村邀請菲比與一位印尼華裔藝術家,Yaya Sung (宋亞亞)共同合作,以一名本地策展人的身分與她討論駐村計畫的進行。Yaya 在駐村的一開始,就寫了一封信(她以英文書寫,後翻譯為中文)給寶藏巖的居民們,用一個「不被需要的感覺」的故事,簡述了她自己的生命故事,在印尼排華動亂的當時,年僅十二歲的她,因為在家鄉(印尼)感到不被接受,也不被需要,因此鄙視自己華裔的身分,之後又因為這個的身份而長期處於恐懼的情緒之中,莫名的不安時時與她相伴,雖然知道這份不安,就是來自於她否認自己的身份,但是動亂時的傷痛以及後來的「新秩序」統治,實在讓她難以找到出口,直到她開始創作。Yaya 說:「然而『藝術』拯救了我。」她開始經由創作找回自己的關於身份、記憶與歷史的認同,並且從理解中逐漸克服痛苦與不安,並漸漸開始找回自信與勇氣。

在 Yaya 此次的個展中她引用了朱蒂斯‧赫曼的一段話「對於殘痛不快的事物,人們通常會試著將他們從意識中驅逐出來。然而,這些殘酷,卻拒絕被埋葬。民間智慧總是有著這樣的故事:『鬼魂拒絕安息直到他們的故事被傳頌。』記住與訴說關於這些痛苦事件的真相,對於恢復社會秩序與個別受難者的治癒來說,是極為不可或缺且首要的事。」並且提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人會受到世上一切苦痛和磨難的吸引?」以及「去深思體悟他者生命中的苦難時,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Yaya 在創作理念中說到「出自哺乳類的天性,我們總是不斷的在尋求對外的連結,試圖求同、與他者產生關係,這對於作為一個人心神上的完整性是必須且極為重要的。許多社會的群體是自然而然,經由彼此的相似性與相近的背景而形成。當其中某個群體擴大到超越其他的團體,它就成為了社會中佔據優勢的大眾群體。而就整體而言,那些較小的群體,也就是少數群體,在社會的權力與資源分配中便只能成為附屬於支配團體下的次要群眾。但有另一種的小型群體 ── 特權集團,他們卻掌控了整體社會大眾的標準規範和價值。崩解發生在群體間的碰撞,而形成一種世上最典型常見的故事:壓制者與被壓制者之間的對抗。」

© 徐銘宏

© 徐銘宏

從國族創傷,擴及到世界上曾發生過的任一不幸事件,在傳統陽具中心的模式裡,藝術對傷痛的處理通常是直接地再現,並且非常狀況外地對當事者造成二度傷害。身為一名女性創作者,Yaya 在看見傷痛之餘,也看見他者的需要,因此她試著對自己也對他者負責,溫柔地以創作包覆彼此的傷痛,雖然Yaya 至今尚無勇氣重新學習中文,但她說:「未來,有一天我一定會把中文學起來的。」。最後菲比僅以寫給 Yaya 的展覽觀後感〈誰在舉旗?〉,作為這段時間閱讀創傷文本後的心得結尾。

誰在舉旗?Who’s Holding Up a Banner?

說點什麼吧!

SPONSOR

熱門 Art 藝術 分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