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從前…」
說故事人人都會。
只是這個故事怎麼說，對誰說，為何說，聽者是否相信，背後大有玄機。如果在路上隨便攔個帶著孩子的媽媽，請她給孩子說個電子音樂派對的故事，極大的可能，有大法師的邪惡的神秘情節，或是一群魔鬼半夜不睡覺，在暗黑洞穴嗑藥起舞。故事的結尾是「長大一定不可以去噢！會被壞人吃掉。」或是「最後出現一位勇者，把吵死人的噪音電源拔掉，拯救了全世界。」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電子音樂和派對文化在國民心中的負面刻板印象？從最近的八仙樂園派對粉塵爆炸事故，回推至去年的夜店殺警事件、前幾年「春吶嗑藥趴醜聞」和90年代初警察大力掃毒「搖頭店」，諸如此類的負面社會觀感，足以書寫成一本殘害青少年身心靈的教科書，這造成台灣亂象的邪惡標簽有個連環公式：電子音樂=搖頭（噪音）音樂＝嗑藥派對。有些故事和報導有其真實性，但是否過於單一而造成片段傳達或刻意抹黑？是誰說了這些故事？我們是否掉入說故事者所超控的權力遊戲裡？
非洲的單一故事
在討論之前，先來聊聊一場 2009 年的 Ted talk。
奈及利亞女作家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討論的主題就是「單一故事的危險性」。身為一個「非洲人」，正確來說，一個奈及利亞人，她的爸爸是教授，母親是行政人員，家裡請得起幫傭，有個衣食無缺的歡樂童年。當她 19 歲前往美國念大學，美國室友被她一口流利的英語嚇到，對於她分享的瑪麗雅凱莉而不是某種「部落音樂」感到失望，更假想她不會使用爐子這種文明生活產物。美國室友在還沒認識真正認識她之前，就已經對她產生擁有苦難身世的預設立場及憐憫心態。
在美國居住幾年後，女作家慢慢理解美國室友的想法。如果她不是來自奈及利亞，也可能會覺得非洲是一個充滿自然風景和動物的「國家」，人們死於貧窮和愛滋，打著被金錢和權利操控的種族戰爭，是等待有一天白人前來營救的悲慘世界。這些刻板印象從何而來？答案是擁有權力制高點的美國政府與媒體，在權力結構金字塔頂端，不止述說，還能創造決定性的故事，當你相信了單一故事，就再也看不到客觀的事實。
而女作家生命裡的真實是，祖父死於難民營，堂弟因為醫療資源缺乏去世，好朋友死於墜機，因為消防車裡面無水可救火，以及從小生活裡充滿政府高壓統治的恐懼。苦難的背後，也有美好的一面，一位女律師勇敢在法庭上捍衛人權，挑戰國家一項荒唐立法：女人更新護照前，需要得到丈夫同意。而奈及利亞的音樂其實融合了英語、皮欽語、伊博語、約魯巴語、伊喬語，以及 Jay-Z 和菲拉庫堤、Bob Marley 的曲風，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美妙音樂，或是耐萊屋的電影工業以有限的技術與金錢，仍然拍攝出受歡迎的本土電影，這些正向的，沒有機會被揭示的奈及利亞樣貌，都一一被擁有權力的媒體所隱藏。
如同女作家所說：「單一故事的產生，就是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一遍又一遍，最後他們就會變成那樣，他們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讓一個故事，變成唯一的故事。述說單一故事的後果是，人們的尊嚴被奪去，讓我們看不到人類的平等，只強調我們有多麼的不同，而不是我們的相同處。」
台灣普羅大眾對於電子音樂的認識，如同上述的非洲故事，已經掉入單一故事的危險，背後的始作俑者當然就是政府與媒體。以媒體來說，斷章取義製造亂象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為了話題、業績、效率，新聞界的專業性與獨立性，已昇華為非黑即白的恐怖肥皂劇。藥物文化方面，政府在法律上沿用美國，卻沒有顧及其制毒法律主要是針對美國校園黑人吸毒所延伸出來的犯罪問題，台灣沒有相同的社會背景，只盲目的 say no 意識宣傳，而非讓人們有機會徹底認識藥物文化，跟媒體洗腦模式一搭一唱之下，形塑人民無知的恐懼，於是，電子音樂和其延伸出的派對與藥物文化，成了頭號全民公敵。
在你預設主觀的敵意前，願不願意張耳聽聽，另一種，你不會從主流媒體聽到的故事？
1. 禁藥就是錯？禁藥前世的故事
當你開心地聽著 The Beatles 或 Pink Floyd 時，若要全面了解其中精髓，無法忽略以英美為強勢文化的西方社會裡，音樂、毒品和次文化有著密切而矛盾的關係。禁藥不是生來就是禁藥，一顆小小藥丸裡藏有許多政治角力。以迷幻藥舉例，它曾經在非洲巫術、印度吠陀、印第安部落、南美洲和希臘的神秘傳統宗教裡扮演良性角色，對人類的文化與歷史進程有不可抹滅的影響。
在 60 年代以前的美國，醫學實驗上也對其具有正面評價，曾被視為治療心理疾病的先驅。直到 1967 年，崇尚愛與和平的嬉皮們推起反越戰的社會運動，集體在狂歡的派對裡靠大麻和 LSD 解放官能，將之轉換為享樂用途，美國政府出於安定與約束人民，並企圖徵招更多人從軍，反毒政策就此展開，從此它搖身一變為魔鬼，彷彿之前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角色都不曾存在。這不是替禁藥說話，或合理化藥物使用，而是提供開放的故事觀點，去探討禁藥在不同時空背景的存在意義，思考迷幻藥經驗的本質為何？為什麼它曾在宗教占有一席之地？在現代醫療上有什麼潛力和功能？更弔詭的是，為什麼同樣是迷幻家庭一份子的大麻，在某些國家合法？在某些國家卻足以毀滅一生？背後有什麼文化差異？你是否又掉入了單一故事的陷阱裡？
2. 全球性派對文化
– 英國銳舞文化
若再聚焦談到電子音樂、派對與藥物的關係，一定不能錯過 90 年代初的主角-英國銳舞（Rave）文化。
當時在反社會僵化制度的不滿中，不在正規工作系統下的青年，佔據廢置工廠或空地，以 DIY 精神辦起 Acid House 為主角的派對，迷幻藥裡的 E（Ecstacy ) 則是派對不可缺的元素，服用後人與人之間的戒心與距離消失，遂產生銳舞的「PLUR」精神 ─ Peace 和平、Love 愛、Unity 合一、Respect 尊重，派對裡創造的音樂共享經驗，跟台灣一樣被當時的主流媒體大為妖魔化，最終的結局你可能很熟悉，1995 年英國立了 JCB 法案 ( Criminal Justice Bil l)，根據這條法案，只要在公開場合聚眾，並播放「重複節奏」的音樂，就可以被定義為銳舞派對，可以「危害社會」的罪名起訴，成為後來英國的派對文化「舞廳化」的原因，但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銳舞派對的確加速瓦解了英國長久以來階級、種族、性別及同性戀歧視問題。
比起英國銳舞在電子音樂史裡有名的「官方」早夭故事，我比較想討論另一個經過數十年政府和資本主義雙雙夾擊下，銳舞文化和其精神還殘存的故事，也就是堪稱德國銳舞的 Techno 文化，更精確來講，是柏林獨特的 Techno 音樂場景。
– 柏林 Techno 場景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圍牆倒下，東柏林從悲情的共產鐵幕城市，一夕之間，成了 Techno 派對的絕佳溫床。如同英國銳舞，人們湧進政權撤離後的廢棄工廠、堡壘、地窖，開起闔家歡的免費派對，80 年代末由底特律起源的 Techno，除了飄蕩到英國，在德國柏林也理所當然地二度紮下了根。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剛從東柏林共產政權解放的人民，沒吃過的資本主義快速文化的代名詞麥當勞，口袋連買雙鞋的錢都沒有，他們與在西柏林優渥又自由環境下長大的青年，彼此相見後的產生的衝突感，誇張點的形容就是：如同北韓人遇見南韓人。所幸，廢棄空屋派對裡傳出的 Techno 節拍，再次成為族群融合的最佳助力。
根據 2014 年才出版，一本探討 90 年代柏林 Techno 文化的訪談書籍「Der Klang Der Familie」裡，受訪者回憶，在 Techno 音樂面前，人人都是一家人，沒有今日的明星 DJ，沒有身份優劣，只有平等的狂歡和喜悅。尤其是當時在路上仍然會遭受異樣眼光的同志，只有在 Disco 舞廳或 Bar 才像回到安全的避風港，藉由這些派對，他們自在地與熱愛足球的異性戀壯漢稱兄道弟。柏林圍牆倒塌前，女人們也鮮少有機會去夜店狂歡，而 Techno 派對給予他們的就是自由兩字。沒有政治干預（政府忙著處理兩德統一的事務），也沒有音樂產業的商業操作，在這塊被世界遺忘的樂土裡，巧妙地化解東西柏林貧富差距、思想差距、階級差距、種族、性向問題。
直至今日，柏林獨特時空背景下的派對場景也逐漸消失，舞池裡的人們轉為走進大觀園開眼界的觀光團，比起音樂本身，他們更想感受的是 90 年代的傳奇音樂場景，但在音樂廠牌與商業機制的入侵之下，純粹的銳舞文化在柏林已快要蕩然無存。
值得慶幸的，這些遊牧民族式的派對精神，仍然零星殘存於歐洲尤其是德國、東歐捷克等國家的偏僻郊外，派對主辦者，也就是 DJ 本人，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裡找到了雙方皆能容忍的方式生存。他們仍然為理念持續抗爭著，但每個時空抗爭的對象不同，現今想抵抗的是過於商業化的夜店機制，為什麼只有有名 DJ 才能放歌？而且放著千篇一律給觀光客無聊的音樂？他們想提供另一種不同的音樂，在城市裡派對裡的人們居住久了也忘了，銳舞派對的核心理念就是 Peace、Love、Unity、Respect，那是一場回歸戶外與自然和身體結合的活動、次文化抵抗主流文化，永遠在困境之下生存的精神。
人越少越好的派對？
有趣的一點，倖存的銳舞派對理念，與現今歐美主流大型音樂祭大張旗鼓、越辦越像國慶典禮的趨勢背道而馳，提供你另一種派對文化思考。在 1992 年網路尚未普及前，如果你有幸參與這場秘密派對，經由口耳相傳，你將得到一組電話號碼，打去後，由電話答錄機指示，今晚前往何處。現在有了方便的臉書和網站，主辦者也搭載這類傳播工具，你寫信給他們，由他們全權決定是否讓你參加，如果越來越多人知道活動，他們便取消網頁以控制人數，以免無法掌握派對情況與品質。
「Free Tekno」是一部揭露這類神秘派對的紀錄片，由於越來越難找到好地方，派對漸漸向偏遠地帶移動，影片裡一群好友，幾檯卡車，帶著昂貴的音響，到達 Google 導航不了的森林深處，徹夜佈置，用 techno 友善歡迎人們。有的派對是合法申請，有的是未通知地主偷偷闖入，警察通常會來關照一下，只要地主大發慈悲，或是冷靜與警方合作，通常能讓派對繼續下去。我很喜歡片中的一句訪談，點出派對初衷：「我們可以獲利當然好，但是只要打平其實就夠了，如果人來不多也沒關係，至少我們擁有一個開心的週末。」
柏林市民對派對文化的尊重
Techno 文化就這樣奇妙地深植於德國柏林，加上自幼被教導平等尊重各種文化的教育，市民對派對抱持相對於台灣更寬容的態度。德國有條法規，如果是在市區的大型音樂活動，得遵守十點結束，或是十點後維持在規範的音量之內即可，通常十點以前音量再大，柏林市民都不會有意見，人們視這樣的音樂活動為正向慶祝，一種自由的意見表達。十點之後，歸還市民寧靜，大家相安無事，不會有草原復原問題、垃圾亂丟、在公園辦派對對幼兒不好的歧見。而人們對於派對與藥物的神秘關係，比較偏向是「個人的自我的選擇」，它並非合法，但只要你不偷、不搶，不妨害、不傷害別人，不會有人想特別拿此大做文章。
台灣的電子音樂與派對文化？
若你用單一眼光來審視一場電子音樂派對，就是 DJ 放放歌，人們跳跳舞，沒什麼特別，但你也可以用豐富的故事觀點，了解一場派對背後，有 90 年代英國銳舞和柏林 techno 場景的文化積累，它們如何與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脈動緊緊連結，那種盤根錯節的關係，已經不是單以是非對錯的邏輯，就能去肢解和定義文化。也許我們會羨慕歐美，但他們有其今日，也是因為背後還有嬉皮和龐克的養成教育，長期震盪出來的音樂文化意識，台灣相較之下，宛如脆弱的新生兒，1995 年 7 月 29 日於二重疏洪道淡水河邊舉行的銳舞派對，才首度將這塊音樂文化傳輸進來，可惜的是，文化被硬生生片段截取，一個對此尚屬陌生的社會，是否能就此輕易接受？而其中派對文化的精髓是否也在轉譯中變了質？
通常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碰撞的結果，必會產出全新的在地樣貌，只是台灣在尚未成型前，尚未有機會健全發展其多樣性與多元性前，就已經在政府政策、媒體洗腦、人民恐懼的心理下，寫下危險的單一故事。
如何扭轉，端看台灣社會的智慧，政府對於電子音樂產業和其文化發展潛力應全面認識與重新評估，給予健全的配套政策；藥物政策除了「零容忍」的態度，是否可參考荷蘭政府「除罪化」的人道處理背後，有何積極思考？產生的結果是否吸毒人口下降？主流媒體應觀點客觀，在一段 90 年代初英國 BBC 介紹 Acid House 的節目裡，除了呈現一般民眾的負面觀感，至少還同時訪問派對主辦者、警察、派對參與者做正反方意見交流，反觀台灣媒體不實事求是、斷章取義，還喜好添增小說幻想情節。至於父母輩的恐懼，由於成長的時代環境裡，派對文化是缺席的，未知產生恐懼，恐懼產生敵意，敵意被媒體加油添醋，世代的鴻溝越畫越深，觀念改變還有賴大環境日後的發展。市場的大小影響電子音樂的多元性與否，聽眾的品味和音樂需求也決定如何拼下一塊拼圖。音樂是無辜的，它被賦予善惡，取決於人們如何述說與了解故事，以及正處於歷史關鍵的我們，將為之寫下什麼樣的故事。
最後附上很值得一看的Ted Talk，用字不難，生動有趣。
1988 年 Acid House 在被英國媒體大力負面散播的片段
Cover via Getty images
Photos via Spiegel online,Pitchfork,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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