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沒有歌的革命，在集體記憶裡該是多麼失色呢？」
—馬世芳《耳朵借我》
如果要你想一首台灣的「抗議歌曲」、「運動歌曲」，你會想到什麼呢？是在解嚴前與黨外運動劃上等號的〈美麗島〉、反核遊行一定會出現的〈晚安台灣〉、萬人送洪仲丘的悲慘世界台語版《你敢有聽着咱的歌》，還是為了 318 學運創作、並獲得金曲獎年度最佳歌曲的《島嶼天光》？
事實上，有一首逐漸被台灣人遺忘的「運動歌曲」，曾對兩岸三地的歷史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就讓我們來聽聽看，它如何橫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並且造就了怎麼樣的東亞記憶。它，就是《國際歌》。
《國際歌》是共產主義、左翼運動當中最具影響力也最廣為流傳的一首歌曲，原名為法文 L’Internationale 意即「國際」，是「國際工人協會」的簡稱，引伸出「國際共產主義理想」之意。事實上，國際歌本來並不是一首歌，而是法國詩人、巴黎公社領導人歐仁・鮑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創作的一首詩，寫成於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慘遭滅剿的 1871 年，收錄在 1887 年的詩集《革命歌集》中，套用《馬賽曲》的曲調演唱。
1888 年，《國際歌》經工人作曲家比爾 ・ 狄蓋特（Pierre Degeyter）正式譜曲後，隨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興起，規模極其廣大地傳遍整個歐洲，乃至世界各地，幾乎可以稱作是詩歌形式的《共產黨宣言》。
正因為如此，《國際歌》出現了非常多不同語言的版本，名副其實地飛越了「國際」，撇開流傳最深最廣的歐洲不說，光是在東亞地區，就有日文、中文、韓文、泰文、菲律賓文、越南文等多種譯作在各國傳唱，而我們今天，就將以我們立足的土地為主軸，透過台灣一虧《國際歌》於東亞間跨文化、跨地域、跨語言的流變與演繹。
一、《國際歌》中譯版的背景與早期中國共產黨
《國際歌》約於 20 世紀初傳入中國。在 1920 年時，首先被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鄭振鐸與耿濟之翻譯成《第三國際黨的頌歌》，但是這個版本側重於「詩」的形制而不便於歌唱，於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以搭配簡譜的方式，在《新青年》刊物上重新發表了《國際歌》的譯作，中文版《國際歌》才真正地以「歌曲」的形式呈現給大眾。
不過，至今廣為流傳的中譯唱詞並非出於瞿秋白，而是來自陳獨秀次子陳喬年與留學俄國的早期共產黨員蕭三，而這兩個翻譯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那句最激昂的「Internationale」從較拗口的「英德納雄納爾」變成了較通順的「英特納雄耐爾」。值得留意的是，由於俄文版只採用了法文原作的一、二、六段，日後流傳的中文版《國際歌》以及相關的作品，也就隨著最初鄭振鐸與耿濟之的翻譯，沿襲了這項慣例。
1925 年中文版《國際歌》
曲：Pierre Degeyter
詞：蕭三、陳喬年
（一）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二）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會成功！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三）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它們消滅乾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中文版《國際歌》，可以說是乘著民國初年這波革新中國與反抗壓迫的文化浪潮誕生。無論是鄭振鐸、耿濟之、瞿秋白還是蕭三，無論最後有沒有成為終身共產黨員、無論想不想要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們都是深受新文化思潮與五四運動影響的新知識份子，懷抱著救亡圖存、對抗強權的高度理想，期望能夠透過西力引介的新思想來解救中國。因此，他們正是在《國際歌》的歌詞中看到了這樣的力量，才會想要把這首歌介紹給更多人。
2011 年的時候，中共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九十週年，特別製作了電影《建黨偉業》。電影中最重要的一幕，就是毛澤東（劉燁飾）、李達（黃覺飾）、劉仁靜（黃軒飾）、張國燾（李晨飾）等十二位中共元老，齊聚嘉興南湖開會，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片段。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電影裡頭的演員們在朗誦完《共產黨宣言》後，所高歌清唱的《國際歌》。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為了符合歷史時序，在歌詞上特意使用了鄭振鐸與耿濟之所翻譯的《第三國際黨的頌歌》，只不過這個版本難以配合樂句，所以到副歌演員又改唱回蕭三的版本，稍嫌可惜，但也得以讓我們想像《國際歌》最初在中國的樣貌與其歷史情境（1:47 – 2:47）：
二、白色恐怖時期的禁歌，國民政府底下的《國際歌》
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與擴張，以及國民黨聯俄容共的策略，1926年國民黨革命軍北閥時，認為《國際歌》歌詞內容能夠激勵人心，因此大量印行國際歌的傳單，用來鼓舞被壓迫的人民站起來，共同反抗軍閥。不過，當兩黨決裂、國共內戰開打，政治因素使《國際歌》頓時成為了禁唱歌曲，而這個禁歌的標籤也隨著國民政府戰敗，退守到了台灣。
來到台灣的《國際歌》，雖然在歷史情境、權力鬥爭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交雜下，難以浮出台面，但是仍在許多左翼青年與反抗國民黨一黨獨裁的社群中廣為傳唱，成為名副其實的地下歌曲。在作家季季的作品《行走的樹》當中，就透過她的文字呈現了台灣當時 50 – 60 年代許多知識份子對共產國際、理想世界的嚮往，而《國際歌》更是被關在牢裡的「政治犯」、「思想犯」替即將被處決的同志所唱的送行曲。
事實上，即使坐了十幾年或甚至半輩子的牢，一個左派依然是左派；所謂「政治犯」或「思想犯」，不過是一種被強加上的標籤罷了。事過境遷後，曾為中國共產黨員的楊蔚（季季前夫）再提往事，也只是發出了無限感慨：「現在看看，這些歌詞多麼口號、多麼僵化、多麼肉麻啊！為了這些所謂的理想，結果得到的到底是什麼？多少人白白送了一條命，活著的也大多跌跌撞撞，面目全非！」
林志儒 2008 年執導的電影《牆之魘》，同樣也以 50 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道出國民政府對左派思想和左派青年極盡鎮壓迫害的歷史，不過卻是從另外一段歷史脈絡與另一種視角切入。根據第三國際的規定，一個國家成立一個共產黨，而在二戰結束前，台灣猶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台共為日共的一個支部，正式名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回溯台灣的殖民時空，可想而知許多台灣本土的左派，是受到日本左翼知識份子的影響。
《牆之魘》故事以一對新婚夫妻阿義（游安順 飾）與阿貞（黃采儀 飾）為主軸。 一夜，起床上廁所的阿貞，發現隔牆的廚房裡，不斷傳出另一個男人的喘息聲。她起身步步逼近廚房， 一隻手突然從背後摀住她正要尖叫的嘴，原來是她剛新婚的老公阿義，阿義說他在廚房的牆裡面藏著一個男人，那人是他的「先生」（老師），名叫木村昭平（蔭山征彥 飾）。木村在太平洋戰爭前夕，從日本來到台灣鼓吹共產主義革命，啟蒙了玻璃工人阿義等一群人。阿義原本對世界、對時局、對階級壓迫一無所知，自此追隨木村進行革命行動，並把木村當成神一般崇拜，而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捕，因此將木村藏起來。
每次吃飯前，阿義都會跟著木村高唱《國際歌》，唱得慷慨激昂、淚流滿面。不過，由於木村是日本人，阿義也只會日文版本的《國際歌》。劇中的一段高潮，即是不知道《國際歌》含義的阿貞與其他婦人在河邊洗衣時，哼唱著日文版的《國際歌》，被阿義撞見，驚嚇地制止。這也反映出了在白色恐怖的情境下，單是一首《國際歌》，就足以讓人賠上一條性命。
三、大紅太陽高高掛 ，《國際歌》在對岸的儀典化色彩
回顧 50、60 年代，當在台灣唱《國際歌》必須冒著隨時都會被抓去關的風險，在對岸，《國際歌》則幾乎可以被視為中共的國歌。對嘉興南湖的中共元老、丘延亮、陳映真等因「民主台灣聯盟」入獄者、阿義與木村先生……這些人，還有當時的歷史情境來說，《國際歌》就是一首寄託革命理想的戰歌，然而，當共產國家陸續成立，《國際歌》也就在官方的大肆宣傳與主導下，轉變成有著軍樂隊演奏、大合唱的大型儀典，氣勢雖然磅礡，但對比之前我們聽到的清唱版本，卻有種人民被馴化與制約的意涵，原本所歌頌的革命理想，也紛紛變成歌頌國家、歌頌元首，蒙上濃厚的黨政與官僚色彩。
1964 年，由周恩來擔任導演的影片《東方紅》，是一套紀錄以對毛澤東的歌頌為主題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其中最後一首全場大合唱就是《國際歌》。這樣大型的交響合唱樂隊整齊劃一地在中央政府的策劃與指揮下展演，除了可以跟極權統治聯想在一起，另外，我們也發現歌詞原本的意涵似乎不再重要，而是歌曲本身作為一種對共產主義、對黨無條件的熱愛與效忠。當「從來都沒有什麼救世主」對應到「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太陽」，顯示出《國際歌》從少數革命者的悲壯到普天同慶的歡騰之轉換。（2:20-）
四、狂飆 80 末 ，《國際歌》的革命意涵展現
在國家機器的操弄下，《國際歌》被意識形態窄化成「紅歌」，這個「紅」對應到了各自的政治形態與權力鬥爭，於是，因為「紅」，所以這首歌在台灣是禁歌，唱的人就是思想不正確、是叛亂份子；也因為「紅」，所以這首歌在中國有著跟國歌一樣的地位，你不只可以唱，國家更要訓練你唱。一度，《國際歌》失去了它作為抗爭歌曲的最初樣貌，隱沒在少數的邊緣群體。
不過，對於狂飆的 80 年代逐漸茁壯的年輕無政府主義者、左派青年來說，他們要跳脫這樣的泥淖，回歸《國際歌》的精神本質。其中，香港社運音樂先驅「黑鳥樂隊」，就在 1986 年的專輯《宣言》中收錄了《Internationale》的電吉他純樂器演奏版，模仿吉他之神 Jimi Hendrix 在胡士托音樂節變奏 solo 美國國歌的彈法，在頹敝消沈中顯出了抵抗與叛逆。
而此時的台灣，正值「後解嚴」，學運社運蜂起，禁唱多年的國際歌也逐漸在風起雲湧的運動場合傳開，馬世芳在其書《耳朵借我》中，就寫到：「1980 年末，公開唱國際歌早已不至於被警總抓去，不過搞運動的學長姐教唱國際歌，仍是帶著幾分地下結社刺激感的儀式。」
1989 年春夏之交，對岸的《國際歌》透過電視傳了過來，不過這次不是歌頌政府，而是在對抗政府。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名學生與運動人士高唱著國際歌，抗議中共的貪腐、言論新聞的不自由以及社會的不平等，歌詞中為理想奮鬥的革命意識似乎又活了過來。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許多台灣青年也就是在這此時學會了這首抗議歌曲，據說臺大校門口當時就搞了個廣播機，大放國際歌，並擺上幾面「民主牆」讓大家盡情發表意見。
同年，香港的黑鳥樂隊在其《民眾擁有力量》的盒帶中，以眾唱形式再錄製《國際歌》，並於歌曲起首插入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真實錄音，然後將幾句歌詞改為「把官僚極權徹底粉碎，我們要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沒有力量，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透過這樣更具戰鬥味道的搖滾版本，除了聲援與支持天安門事件的運動人士，更傳達了在對抗資本主義的同時，也要反思與反擊傳統左派的僵化與盲從。在搞運動方興未艾的年代，這個版本很快地傳遍了兩岸三地的學運社運圈：
於是，《國際歌》同台灣民歌《美麗島》，成為解嚴後參與運動必學的兩首曲目。凡是參與過 1990 年「野百合學運」的人，應該都高唱過、或聽別人高唱過這首足以稱為「野百合戰鬥歌」的《國際歌》，完全不同於十年前只能在地下悄悄傳唱的情形。此外，由於《國際歌》在六四運動時被天安門前的學生與運動人士拿來當作抗議歌曲宣揚，特別是鎮壓前撤場時的壯麗大合唱，讓這首原本和中國國歌《義勇進行曲》平起平坐的黨歌，竟在中國一度成了禁播曲目，十分諷刺。
五、誰的《國際歌》？ 「紅色搖滾」中的經典再現
「紅色搖滾」是中國搖滾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指的是以搖滾樂的編曲、配器和演唱方式，對已經成為中共「紅色經典」的革命歌曲進行重新演繹。在「紅色搖滾」尚未成熟之時，1992 年唐朝樂隊的專輯《夢回唐朝》，就因發表了將《國際歌》改得十分蕩氣激昂的搖滾版本，在當時曾引發了一場不小的爭議。
有人以〈《國際歌》不容「搖滾」〉為題，激烈地表示「它（《國際歌》）那嚴肅的革命內容，嚴謹、完美的形式特徵和莊嚴、雄偉的音樂表情，是相互統一的，是在革命的烈火中，在一百多年的傳唱實踐中固定下來的，不容作任何形式的改變」，而其對於「唐朝版」《國際歌》批評的主要依據則是「一切公正的朋友們都不難清楚地感受到，這種吶喊之聲，這種宣洩之情，哪裡能和《國際歌》的內涵和情操同日而語，又怎麼能和革命先烈們高唱《國際歌》英勇就義的悲壯之情相提並論呢！」。
也有人發表〈關於國際歌不容「搖滾」一文的意〉，指出「從個人的藝術觀點出發，我不贊成這種演釋，因為作品的體裁、內容和演唱形式三者之間的差異太大，故三者硬湊在一起就給人以不倫不類的感覺」，但隨後又貌似客觀中立地認為「最聰明的做法應當是：幫助和引導青少年從喜愛搖滾音樂這一簡單的藝術形式，轉而欣賞層次較高的藝術作品」的「解決方案」。
孫伊的《搖滾中國》一書就評論道，無論是激烈的反對，還是「高姿態」的「寬容」，這兩篇文章在本質上是殊途同歸的——它們都試圖將《國際歌》與「搖滾」劃歸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異質的、互斥的音樂類型。表面上看，兩篇批評文章的著眼點都主要集中在歌曲的「形式」方面，但是其實無論是「改編」這一行為本身，還是圍繞它產生的論爭，其本質都是在爭奪闡釋「革命」的話語權。
「唐朝版」《國際歌》於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誕生，一方面呼應席捲中國的「毛澤東熱」，一方面又嘲諷了 80、90 年代之交急劇商品化後迅速拉大的貧富差距，於是出現了這種試圖填補在信仰和意識形態失落後的精神真空，欲通過復興革命黃金時代的理想主義信念，建構出一種想像中的「革命」和「英特納雄奈爾」。
也因此，這首歌之所以被視為一種「僭越」和「冒犯」，並不是因為它要顛覆歌曲原來所傳達的內涵，而是因為它要爭奪對於「革命」、「共產主義」等「神聖所指」的闡釋權和話語權，這一點可以非常清楚地從樂隊對歌曲在演唱方面的編排方式體現出來。唐朝樂隊的版本一反搖滾樂以主唱演唱、樂隊伴奏的做法，在大體上延續了《國際歌》在共產國家發展出來的「合唱」這一形式，這樣做反倒更加凸顯唯一的一句獨唱。當主唱丁武以其極具穿透力的嗓音高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時候，聽眾接收到的資訊是對「救世主」和「神仙皇帝」的懷疑與拒斥。也因此，唐朝樂隊的版本或許「搶救」出《國際歌》原初的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內涵，並且「還原」了其激進的、異端的美學特質。
於是，我們似乎看到《國際歌》逐漸從僵化的大型慶典中翻身而出，找回其初衷，而這樣詮釋話語權的替為，也導致後來 2003 年 6 月 6 日，曾慶紅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佈通知， 以後絕對禁止唱奏《國際歌》。
原來，在 2001 年 10 月中旬，中國第一大的大慶油田，因五百多名勞工長期拿不到退休金，對大慶市委發動抗爭，在高唱《國際歌中，高呼「打倒刮民黨！」「打倒官僚階級！」致使市委機關癱瘓。2002 年 5 月初遼寧省的阜新市，也有高達六萬多礦業職工、家屬與市民參加遊行隊伍，高唱《國際歌》以壯聲色。至 2003 年下旬，河南省安陽市五間國有煤礦近五萬民眾更舉行「六反」大遊行，在廣場控訴當地政府、礦務局官僚，在《國際歌》聲中，拉出寫著「反官僚、反壓迫、反剝削、反腐敗、反掠奪、反黑暗」的橫布條。因此，感受到威脅的中共，才會下令禁唱《國際歌》。
從六四之後，對岸的《國際歌》意象似乎少了些中共的黨國色彩，其後愈演愈烈的各地維權對抗的事件中，都少不了《國際歌》的身影，歌曲似乎回到了原本的核心價值，成為「反官僚、反壓迫、反剝削、反腐敗、反掠奪、反黑暗」的代表歌曲。當然，在諸如《建國大業》與黨慶等官方宣傳之中，還是可見《國際歌》洗腦式的身影。
六、他們在紅歌之外，《國際歌》的在地搖滾
縱使唐朝版的《國際歌》節奏明快、旋律易記，很適合在社運現場激昂高唱，但是對不少社運人士來說，說到底，此左非彼左、此紅非彼紅。因此，當《國際歌》在台灣、在香港落地生根，開始出現了本土化、自由化的版本，自然地消弭了《國際歌》後來變相的鼓吹個人崇拜、集團崇拜。
1988 年，台灣工運人士吳錦明在苗栗客運罷工的慶功大會上學會了中文版的《國際歌》，深受感動。自此之後，他便到處推薦、逼唱此首歌曲，他認為：「當全台灣工人都會唱國際歌時，台灣工運就成功了！」1993 年，吳錦明填寫了台語版的《國際歌》歌詞，後經綠色小組的林信誼、台灣著名的抗議樂隊「黑手那卡西」修改，開始出現在大小社運場合。
台語版《國際歌》
曲：Pierre Degeyter
詞：林信誼、吳錦明、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
（一）
鬥陣，做工的兄弟姊妹！
鬥陣，全世界歹命的人！
欲創造幸福的新世界，咱就愛團結起來。
資本家，剝削咱的血汗，
緊起來反抗甲伊拼；
毋免驚頭家按怎鴨霸，工人鬥陣力量大！
這是工人的天下，團結起來，勞動者；
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這是工人的天下，車拼相挺，向前行；
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二）
毋免求耶穌阿彌陀佛，嘛免望總統皇帝；
勞動者創造人類一切，天下原本工人的！
資本家，剝削咱的血汗，
緊起來反抗甲伊拼；
毋免驚頭家按怎鴨霸，工人鬥陣力量大！
這是工人的天下，團結起來，勞動者；
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這是工人的天下，車拼相挺，向前行；
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後來，香港的社運樂隊「噪音合作社」也創作出了粵語版的《國際歌》，他們表示：「在我們常唱的『工人歌』中，《國際歌》對我來說最有力量。只可惜，很多人都有點怕唱《國際歌》。有些基督徒對歌中一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感到不是味兒，有綠色意識的人對那句『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不表認同…」不過，革命歌曲或者紅歌的最初面貌，其實就是鼓動受壓迫者抗爭的歌曲，而不是對統治者歌功頌德。在噪音合作社的粵語版歌詞中，參考了更多原文中沒有被瞿秋白、蕭三翻譯出來的部分，呈現了無政府主義更完整的樣貌，同時也結合了香港在地鬥爭的情景。只不過，無論是台語版、粵語版，都還是沒有中文版來的流傳廣遠。
七、現今的台灣運動場域，世代交替的運動歌曲轉換
隨著《國際歌》成為野百合學運著名的黨外抗議「戰鬥歌曲」，《國際歌》在臺灣一度成為社會運動的一種標誌。不過，當學運、工運、農運在世紀末逐漸隱身，《國際歌》也慢慢退出了舞台，回到小部分勞工團體與社運份子歌頌的情景。馬世芳就認為，《國際歌》作為街頭抗議用來鼓舞士氣的戰歌，始終和台灣多數人缺乏情感聯繫，歌詞也不容易背下，這或許也是它在野百合步入高潮後迅速退場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幾年兩場最具指標性的學生運動 — 2008 年的「野草莓運動」以及去年的「三一八學運」，我們都在場上聽到了《國際歌》。在野草莓遊行前夕，就出現了齊唱《國際歌》的場景，而在自由廣場上靜坐時，也有許多較「資深」的社運人士開始教唱《國際歌》。只不過，許多學生不但不熟稔、不知曉這首歌曲，還出現了不願意唱《國際歌》的聲浪。除了有人不喜歡《國際歌》與共產黨之間的關聯，對多數的學生來說，高唱《國際歌》的世代已經過去了，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抗議歌曲，他們要自己來創造。
即使《國際歌》反映了世代間的衝突與輪替，在去年佔領立法院的三一八學運，依舊還是聽見了這首歌。如在「賤民解放區」等自詡為學運非主流的群體，即出現了抗議人士彈著吉他一起輕鬆大合唱《國際歌》的場景。而這個影片傳到的網路上，立刻引來大批中國網友的注意，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人要唱這首歌曲，更何況是發生在抗議與中國簽訂服貿的運動場合。一些台灣民眾也認為這樣高唱「中共黨歌」的行徑，實在不可理喻。
然而，無論是《島嶼天光》也好、是《國際歌》也罷，回到這些「抗議歌曲」、「運動歌曲」的初衷與本質，不都是在替受壓迫的人民、替社會的不公義發聲嗎？來吧！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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