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朱建安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拍電影。
朱建安從延平國中直升高中，三類組，醫科班，同學有人考上台大醫科，他則念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原因也很直觀，因為他爸是做生意的，他那時候不知道自己對什麼有興趣，就想說企管好像什麼都會學一點，那就先去。回頭看，那時的選擇也像現在的自己，還沒有真的知道自己想去哪裡，那就先選一個看起來安全、也可以延後回答的地方。
大一剛開始，朱建安花很多時間打籃球，校、系隊加起來一個禮拜要練四天以上。國高中被管得嚴，大學就像突然被放到一個新世界，交朋友、到處跑，生活第一次沒有只剩下考試。
電影是大三才突然進入生命的。
朱建安有一個從國一就認識，念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的朋友。對方介紹他去光點台北打工，在那待了兩年，下班後還可以去光點或華山免費看電影，也會去白鹿洞租 DVD 回來看，他就一直看、一直看。他那時候看《刺客聶隱娘》，還把張作驥導演的《醉．生夢死》看了兩次，它把菜市場、寶藏巖那些地方拍得很有生命力，那些地方其實離他小時候住的地方沒有很遠。
那時的他還沒想到要拍什麼，但彷彿本能驅使，有上什麼片，就去看什麼片，即使每天再累，他還是會想從政大騎車去威秀或新光影城看一部片，如果沒看，會覺得好像錯過什麼，這件事很難解釋，可是它跟以前念書很不一樣，以前很多事情都是被推著走，補習、考試、家教——可是看電影，是他自己想去做的事。
朱建安後來開始跑影展，除了金馬，還去台北電影節實習，原本想著去節目組可以看片、接觸幕後團隊，不過後來被分到活動組做開幕、演員接待，他認為也不算壞，反正就是慢慢靠近電影。
另一方面，朱建安也在政大旁聽廣電系的課，郭力昕、傅秀玲、陳儒修等師長都在列。大四的時候，被準備畢製的廣電系同學啟發，突然覺得自己也想拍個東西看看，那時候真的什麼都不懂，劇本格式是他跟那位台藝朋友要來參考，大概知道劇本整體怎麼寫、對話格式怎麼排，可是角色、結構、轉折，全部都沒有真正理解。
第一部片叫《錦鯉墜落》，現在想起來，真的是亂搞——場景設定在夜店、北海岸、洗車場、家景、游泳池、水下攝影棚，什麼都想拍，三天要完成，預算又少，裡面其實是家庭關係，還有一個人心之所向的狀態。彼時沒有拍片概念，只是一味塞進想嘗試的視覺語言。蚯蚓鑽進泥土、異象鏡頭，也有家庭戲，即便有人跟他說第一部片可以先好好拍一個場景，把兩個人的關係說好，但他聽不進去，他有很多東西想試。
從以前到現在，他都願意把作品丟給別人看，就算還很粗糙，他也想知道別人怎麼想，然後改，再給人看，再改。很多人會希望作品到一個很好的狀態才拿出來，他則很早就讓作品跟人對話，他需要這個過程。作品如果都只在自己腦子裡，很容易以為它已經成立，可是一拿出去，就會知道很多地方其實沒有想清楚。
在哥倫比亞學到的，還有開始排斥的
朱建安接著申請了電影研究所，美國的學校好像比較願意收本科以外的人，他們會覺得背景多元是好事。他申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美國電影學院，也有上倫敦電影學院，最後他選擇去了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的訓練非常重寫作，他們相信劇本是一切，導演和編劇綁在一起，另外是創意製片。朱建安說，一學期可能要寫長片，又要寫短片，還要寫電視劇本，課也很多，一週六、七堂，還要拍作業、幫同學拍，前兩年真的塞得很滿，那是一個很充實，也很過分的生活。
他最喜歡的還是導演課，可以親自動手、待在現場，一學期固定要拍三、四個作業。他說，你原本想好的事情，到現場會變，演員、空間、天氣、時間都讓你得重新決定，但他喜歡那個過程，比起坐在房間裡空想，他更需要真的去做。
可是哥倫比亞的寫作訓練也讓朱建安開始意識到，他跟那套框架的距離。他們會講觸發事件（inciting incident），角色要遇到事件，要有衝突，要有轉變，當然知道為什麼需要這些，很多觀眾進戲院，是想得到某種故事的推進。可他常常覺得，人在生活裡沒有那麼快改變，尤其短片常常拍一天、一個下午，怎麼可能每個人在那個時間裡都被逼出轉變？很多時候就是沒有變，關係卡在那裡，事情也沒有解決。
朱建安認為他一開始太快排斥這套東西，現在想，或許他可以更慢一點理解它，但那時候他很明顯感覺到，這種教法對他有侷限。它太重劇情，太重角色弧線，可是他感興趣的現實不是這樣運作。現實有很多面向，很多事情沒有起承轉合，也沒有漂亮收束。
他也慢慢發現，他好像沒有辦法只靠寫，把作品寫到踏實。當他把自己的經驗跟想像放在很前面，作品會有一種浮起來的感覺，它可能有情緒，可是他不知道它跟現實怎麼連在一起。他需要先去一個現場，跟那裡的人、環境相處。待久了之後，他才會知道自己為什麼對這個地方有興趣，跟它的連結是什麼，可以從什麼角度跟它對話。
如果沒有先過去，那個東西不會出來。
鹿場正是孕育這個想法之處。《陀陀》是朱建安第一次比較完整地把鹿場放進作品。他爸以前常去露營、游泳、爬山，所以認識一些茶農、養雞的人，除了鹿場，《陀陀》裡面還談當兵、外婆過世、父子關係。那時候他覺得身體跟時間都不屬於自己，因為在服兵役，帶自己長大的外婆又在那段時間離開——未來、家庭、父親，很多東西都卡在一起。他決定把這些放進《陀陀》。
拍完後，朱建安其實覺得不踏實。
不是作品不能成立，大家也沒有特別說演員不好，或質問他為什麼拍鹿場。可是他自己站在映後 QA 的時候，會感覺自己對鹿場的知識太少，小時候也只去過一兩次。他想，他為什麼要這樣拍？他真的知道鹿場是什麼嗎？去了幾次，查了一些資料，就把自己的故事套進去，那個挪用感很重。專業演員，也只是去鹿場待幾天，就開始演那裡的人，這件事讓他感到很疑惑。
所以後來他又返回鹿場。
朱建安自己帶一台 DV 到彰化二林，拍《睿的鹿世界》。那是一個規模很大的鹿場，老闆也很願意讓他住在鹿舍後面，雖然床很潮濕，睡得不好。早上六點多，老闆就敲門，要去吃早餐、餵鹿。他的任務有時候是泡奶瓶餵小梅花鹿，讓牠們習慣人，因為之後可能會賣到觀光農場，也會幫忙餵草、洗鹿舍。但真正要趕鹿、把鹿弄倒、割鹿茸，那個門檻太高，他多半在旁邊看。
老闆整天帶朱建安到處跑。老闆會去串門子、送鹿，有一次從彰化開車送小梅花鹿到台東，他就跟著去。鹿場裡面有小廟，他們會問事，也會去進香，他也跟著去。那段時間他幾乎跟老闆泡在一起，之後老闆來台北，他爸媽還跟老闆一起吃飯。
這段經驗對朱建安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好像離開原本那個一直吵架的家庭，去到另一個場域，跟另一個很像他爸的人相處。老闆也是很典型的大人，很有雄心，很會交朋友，也有一種男性的權威。因為老闆跟他有個非親緣的距離，他反而可以聆聽，可以跟他相處。那是一個身體的旅程，也是他把自己從原本位置移開的方式。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拍完《陀陀》還要再拍鹿場？他覺得就是因為《陀陀》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問題變清晰，所以他才需要回去。
《公鹿》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可以回答所有問題
《公鹿》是在那一年多之後才拍的。
它其實只拍兩天半，某些關鍵場面只有兩個 take。可是朱建安知道它怎麼會發生，也知道他要怎麼拍，因為前面已經待了很久。他常常說，《陀陀》比較是劇情跟自我，《睿的鹿世界》比較是紀錄，《公鹿》像他對這兩個方式都不滿後，找到的一個綜合。
從《錦鯉墜落》的魚，到《陀陀》、《公鹿》的鹿，動物對朱建安來說一直很有吸引力，好像可以帶出一些人很難說出口的東西。牠會動、會呼吸、會害怕，可是牠不會講話。你沒辦法叫牠用台詞傳達情緒，也沒辦法完全控制牠。可是牠的身體有一種很幽微的力量。《公鹿》裡面，鹿茸本身就很複雜，是雄性身體的一部分，會被取下來，變成產業、藥材、商品，也變成一種文化裡的男性象徵。鹿場裡的人怎麼跟鹿互動，怎麼制服牠，怎麼割鹿茸，裡面有很多身體、技術、權力與習慣。這些事情他不想用台詞說明，因為它們本來就長在那個日常裡。
拍那場割鹿茸的戲時，朱建安原本很想拍得很寫實，甚至想讓攝影師跟進籠子裡，但安全上不可能。鹿很容易緊張，可能亂撞、過熱、休克，鹿茸也可能受傷。老闆後來也不希望某些制伏鹿的方式被大家看到，因為每個鹿場的做法不同，老闆會有顧慮。一開始他覺得可惜，因為他就是想拍那個真實的過程。可是後來反而覺得很好。那些東西不一定要全部看見。父親在籠子外面，靠聲音、靠畫外的壓力，那個衝擊沒有變少。
這也是朱建安拍片時一直在想的倫理問題。
倫理跟道德不太一樣，道德比較像你面對一個不認識的人，可以從遠處評判他；倫理一定要進到現場，跟陌生人產生關係，然後那個關係會隨著時間變。拍攝也是，你永遠帶著權力，攝影機本身就有權力。朱建安再怎麼待，都還是外來者，是城市長大、有資源出國念書的人。朱建安不可能變成鹿場的人。
可是到某個時間點，朱建安覺得自己準備好了。這個準備好不是說他變成他們的一份子，而是他知道自己想嘗試什麼，也知道他沒有對不起那裡的人。他沒有要他們演跟自己不符合的事情，沒有拍不符合事實的根源，也沒有扭曲他們。
片中演父親的人，一開始其實不想被拍。對方說自己不適合。可是它們相處久了之後，有一天對方突然問朱建安：你現在還是想拍我嗎？對方說如果朱建安還有興趣，可以試試看，如果中間覺得別人更適合，也可以把他換掉。那個瞬間對朱建安來說很重要，不是他單方面要求對方進入作品，而是他們的關係到了一個地方，對方也願意把自己放進來。
《公鹿》後來得到一些肯定，可是對朱建安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覺得，他可以比較穩地回答這部片的每個問題。為什麼這樣拍？為什麼這個場域？為什麼是鹿？為什麼讓孩子在場？為什麼某些東西在畫面之外？他好像都可以說得出來。
朱建安很在意這件事，他不想說作品拍完就跟他無關，他也不想控制觀眾怎麼理解。最理想的觀影經驗，是一部片可以被各種方式理解，觀眾可以自己填補。可是作為創作者的朱建安，他需要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他要能為作品裡的決定負責。
可是《公鹿》也讓他害怕，它好像是一個朱建安目前很喜歡的片，可是人家常說，有些人一輩子可能只會拍一部片，或某部片之後就很難超越。他會怕這件事，他也不想只是再做一次《公鹿》的模式。它讓他找到一個踏實的方法，但那個方法不能變成模板。
所以他開始想下一個地方。
怕死，所以去殯儀館
《水火山》的開始跟死亡有關。
這幾年，朱建安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去世。他參與很多場喪禮，看流程、聽經文、看紙紮被燒掉。每次在那個場景裡，他都會想，為什麼要這樣？禮儀師怎麼跟他們解釋？師父唸經的時候是一個狀態，唸完經在旁邊抽菸，又是另一個狀態。這些切換他覺得很有趣。
他家又在醫院旁邊，他在醫院對面的咖啡廳工作時，一直看到禮儀車過來，那個感覺很日常，也很怪。他自己其實滿怕死的，他沒有很虔誠，也沒有一個很穩定的信仰寄託，他不知道人死後去哪裡，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朱建安自己，所以會害怕。
他小時候參加過醫學營，因為高中念三類組，可是他對遺體、解剖、血都會怕，不過他的每部片好像都需要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他說，你要付出一點代價，才會被帶去另一個地方。鹿場的不舒服可能是潮濕、勞動、愧疚感，還有他對場所不踏實的問題。然而，殯儀館的不舒服，就是死亡本身。
他爸認識禮儀公司的人，所以朱建安就透過這個關係進去。他們說可以，但不能干擾工作；如果干擾，就直接叫他離開。他第一次去，大概半小時內，就跟著接到一位施工中猝死的父親。家屬到了，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人在國外視訊，那個過程很衝擊。禮儀師跟他說，他不用穿制服，只要把刺青遮起來，家屬可能會有想法。於是他穿全黑，站在旁邊。
朱建安前後大概去了一年，一週兩、三次。每次去之前會拜拜，跟地藏王菩薩講一下話，回家有時候也會去廟裡走一圈，倒沒有真的遇到很多靈異事件，可是有些事情很難解釋，像他之前去韓國提案，從台灣帶了一對紙紮魂身跟一隻紙紮馬，回來後放在家裡。有一次《公鹿》裡那家人來我家坐，老闆突然問他：你出國是不是有帶什麼東西回來？後來他覺得可能有東西在魂身裡，要他把它還回紙紮店。老闆回去後還頭痛好幾天，朱建安自己的解釋是可能那個東西不想被請走。拍冰櫃時，相機也一直閃退，拍其他地方都沒有，他後來就避掉，也有跟他們抱歉、感謝。
這些事情朱建安沒有辦法用理性完全解釋，可是殯葬現場本來就有很多這種東西。家屬會說夢到什麼，師傅會說感覺到什麼。有人完全相信，有人把它看成生意，有人用技術理解，這些人都在同一個場所裡。
《水火山》裡讓朱建安很在意的是那些孩子。有些孩童的大體停在冰櫃裡很久，因為父母沒有處理，或有各種原因，殯儀館同仁有時會集資替他們火化，準備紙紮屋、紙紮馬，好像用自己的方式送他們走。這件事對他衝擊很大。因為你拍得到冰櫃、走廊、禮儀師、紙紮，可是你拍不到他們要去哪裡。你拍不到來世，也拍不到那個看不見的地方。
所以他開始想，紙紮到底是什麼。
朱建安把紙紮看成載體。人把信念、後悔、祝福、希望死者好過一點的心情，放進這個紙做的物裡。它跟現實有重疊，可能是房子的縮小版，可能是馬，可能是衣服、家具、手機、車子。然後透過一個儀式，透過火，希望把它送到另一個地方。死亡太難想像，所以人們需要一個行為，一個實體，把無法感受的東西轉化成可以看見、可以燃燒、可以送出的物。
電影對朱建安來說，也有點像這樣，它也是載體。你把故事、記憶、情感、疑問放進影像裡，透過曝光、放映、觀眾的觀看，把它送出去。紙紮透過火，電影透過光。
兩者都在處理一個無法直接抵達的地方。
所以《水火山》裡，朱建安沒有只做殯儀館紀錄，因為有些東西紀錄不到——那個孩子的來世，死亡之後的空間，留在冰櫃裡的時間，這些都沒有辦法直接拍。於是他用了演員、舞蹈、3D 繪製、反轉底片。然而，這些形式並非為了離開現實，反而是現實本身把他推往那裡，攝影機拍不到，他需要換一種方法靠近。
他覺得真實很難只有一個面向，能夠透過拍攝、相處、聊天，會看到更多反射，它有點像礦物或鑽石，你看到不同面，卻進不到裡面，因為它太硬了，或者他沒有那個切割工具，可是他還是想朝那裡靠近。
也許朱建安的創作一直都是這樣。
先到一個地方，讓自己被那個地方打破。鹿場是這樣，殯儀館是這樣，紙紮工廠也是這樣。他喜歡那個旅程。去了，遇到真實的人，對方會分享今天發生了什麼，原本想拍的人可能拍不了，原本以為重要的角色可能變得不重要，另一個人突然出現，作品就改變了。他認為要保持開放，因為會一直被打破。
朱建安本身其實滿內向的，可是田調時好像會切換成另一個模式。想跟人建立關係，就需要基本的禮貌、小談話、時間。關係稍微建立後，才會開始出現真正的對話。有時候多相處也沒有用，有些人就是不想被拍，那也只能尊重。可是有些時候，等久一點，現場會給出別的東西。
朱建安現在比較常想的是，混種、重演、擾動，這些方法到底為什麼需要存在。它不能只是導演想玩。比如他在想長片時，常被製片或監製提醒：這裡是不是投射？是不是導演現形？為什麼要這樣？他覺得這些提醒都很重要。
這是朱建安還在學的事。
他還是很想拍，甚至有點焦慮，會希望自己拍快一點。他也害怕有一天這個慾望突然消失。可是目前都還在。讓他一直想創作的，可能就是這個行為本身：踏出去，到一個他不熟的地方，跟完全不一樣的人相處，讓那些東西動起來。然後在某一個時間點，他知道可以拍了。
因為，朱建安知道自己為什麼站在這裡，也知道這台攝影機為什麼要被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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