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we live as if we are immortal。🕳》以古印度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Every day, people pass away, yet we live as if we are immortal」作為展覽起點，這句話可追溯至《摩訶婆羅多》第三卷〈森林篇〉的「夜叉問答」，堅戰（Yudhishthira）回答夜叉關於「何為世上最大奇事」時指出，「眾生日日走向死亡，仍留在人世者卻相信自己將長久存在，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驚奇？（Day after day countless creatures are going to the abode of Yama, yet those that remain behind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immortal. What can be more wonderful than this?）[1]」
展名很直接地讓人開始思考死亡的箴言，人知道死亡，卻總以永生的方式生活，然而，當我看完展覽時，我感到更值得追問的地方卻是——並非人是否遺忘死亡，許是當死亡終於被正視且記得時，它究竟以什麼形式進入了現實？
蕭雅萱在展場中運用土、陶、竹構、木頭、紙張、土地公廟式的造型、佛教圖騰、蝴蝶炮、二十四孝的倫理殘影，替一隻狗的死亡建立可以被想像、被安置的墓園，而童安雅讓照片及文字被燒成灰，再混入石膏，重新製造「新」的石頭，與蛋殼、鏡子共同形成一種記憶死亡之後的殘留物——這是真正的雙人創作聯展，兩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回應其核心命題，將「死亡」從形上概念，推進至一組又一組具體的形下物質。
因此，我將這檔雙人聯展理解為關於「死亡物質」及「悼念物質化」的展覽，所謂死亡物質，指涉死亡發生之後，為了讓缺席者仍能被重新感知，而生成、轉化、保存或陳列的物質形式，它可以是墓、灰、遺物、照片殘骸、人造石、土壤、供奉物、陶物、紀念品或地方圖像等，也可以是展場中那些看似臨時搭建卻承擔了哀悼功能的物質結構，死亡物質的功能，讓死亡在生者的世界中繼續存有位置。
從這個角度來看，蕭雅萱與童安雅處理死亡物質的差異也非常明顯，蕭雅萱處理死亡如何進入土地、家族及地方信仰，她的《荔枝樹下》、《小白》、《假想一座小狗的墓》分別使用竹子、石膏、鐵網、透明瓦愣板、燈泡、麻線、土、陶、木頭、鐵條及紙張，使「小白」之死獲得墓葬及地方儀式的形式；童安雅處理的則是記憶如何於消失後仍然留下物質狀態，將文字、照片、灰燼、石膏、蛋殼及鏡子共同將可閱讀的記憶推向不可復原的殘留物狀態——兩位藝術家共享的問題意識，其實是如何讓死亡成為物質。
這也使得展覽標題中的「we live as if we are immortal」產生另一層意義，人之所以活得彷彿永生，或許是因為死亡在真正發生之前「缺乏形狀」，人類很難持續面對一個沒有表面、沒有重量、沒有實際位置的存有事物，於是，人類需要墓園、需要骨灰、需要遺照、需要供奉物、需要紀念品，一塊石膏如此誕生，一座狗的墓、一顆荔枝樹下的土壤，這檔聯展讓死亡經過不同動作及變造，成為一套可以被觀看的物質勞動。
學者伊莉莎白．哈勒姆（Elizabeth Hallam）及作家珍妮霍基（Jenny Hockey）在《死亡、記憶與物質文化（Death,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導論中明確將死亡、記憶與物質文化之間的關係置於文化史與人類學脈絡中討論，她們指出，死亡與記憶的物質回應可以從大型紀念碑延伸至微型紀念物，並列舉墓、聖物、遺囑、悼念珠寶、紀念花、雕塑、繪畫及照片等材料形式[2]——材料本身就是死亡得以被處理的條件。
蕭雅萱的作品非常清楚地展現了死亡如何被放入土地及地方形式之中，這些材料共同建立一座有農業棚架、墓葬、廟宇、地方儀式與展場構造特徵的死亡空間，土既可種植，也可埋葬、陶既可成器，也可作為墓誌或供奉物、竹構既連接果園勞動，也形成臨時祭壇般的結構，蕭雅萱處理的對象雖然是一隻狗的死亡，作品卻並未停留於寵物追憶，她將狗的死亡藉由這些轉化，使死亡取得了一套非常明確的地方文化形式。
這使《假想一座小狗的墓》從私人寵物哀悼轉入死亡物質的觀念問題——「假想」並未削弱墓的功能，反而指出墓本身就包含想像與再關係化，墓不只代表生命的終止，也代表死者在世界中還尚存有一個位置，學者羅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的《死者的領域（The Dominion of the Dead）》提出，死者的來世需要場所發生，這些場所可以是墳墓、家屋、法律、文字、圖像、夢、儀式、紀念碑或文學檔案[3]。他進一步將埋葬理解為儲存、保存，以及把過去暫時懸置的方式，這種腐殖土基礎（humic foundation）使土地成為乘載死亡及歷史的基礎，我可以這樣看蕭雅萱的狗墓：小白之死需要一座墓，因為墓使死亡獲得位置，小白被葬在荔枝樹下，使死亡進一步進入土地、樹根與果實的物質循環。
死亡相關物件處於可見與不可見、保存與消失、展示與埋藏之間，某些物件被保存給生者觀看，另一些物件則被允許腐爛或消失，進入暫時性的角色位置，蕭雅萱的荔枝與狗墓恰好形成這種張力，小白被記憶、被分解、被轉化成可以被觀看的裝置，也被轉化為難以乾淨切割的生物循環，這其實使得這件作品沒有落入單純紀念碑的邏輯，紀念碑通常試圖固定死者，蕭雅萱卻驚奇地讓小白進入了土壤流動、植物生長及地方信仰的混合秩序裡頭。包含其他的作品如土地公廟、二十四孝圖像、佛教圖騰及蝴蝶炮的運用，都使得死亡物質更有台灣地方信仰的密度，也聰明地將它們轉化為死亡物質化的技術。
死者的來世／身後存在（afterlife）需要某些場所作為使其發生之地（places to take place in）——蕭雅萱的狗墓、果園、土地公廟式結構與紀念品攤販，全部都在為死者製造「可發生的地方」。
哈里森在〈大地與其死者（The Earth and Its Dead）〉提及地球接收死者的能力，她表示，屍體透過火交給空氣，透過土葬或腐爛回到土地，並使死亡物質進入地球的接收系統——那麼，我也可以這樣看蕭雅萱的轉化嗎？小白之死不是只以墓碑保存，牠的身體透過土壤進入樹，透過樹進入果實，死亡在此轉為地景與植物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假想一座小狗的墓》並非只關於「想像一座墓」。它似乎更像詢問——當一隻狗死後，牠如何能留在一座果園裡？牠如何從生物性死亡轉入文化性在場？
而相較於蕭雅萱將死亡推向土地、墓及地方信仰，另一位創作者童安雅處理的是記憶如何在死亡——毀壞——後成為物質。她將照片與文字燃燒成灰，再混入石膏，模塑成人造石；蛋殼、鏡子及其投影殘片共同形成一種影像死亡後的殘留。這使得童安雅的作品呈現出另一種死亡之後的形態，社會學者瑪格麗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於〈憂鬱物件（Melancholy Objects）〉[4]一文中指出，物件會在死者缺席之後替其佔據位置，她也強調，哀悼者經常透過死者留下的親密物件進行悲傷工作，這些物件因與身份、日常生活及身體痕跡相連而具有特殊力量，她進一步將「照片」及「信件」視為典型的「憂鬱物件」，因為其紀錄過去性、不可重複的瞬間即死亡性。童安雅的人造石正是於此基礎上推進，因為照片及信件已不再被觀看，卻以灰燼、另外一種物質的形式保留曾經作為照片的歷史，從可見畫面轉為不可復原的殘留，這種殘留比單純展示照片更接近死亡經驗本身。
童安雅的觀念讓照片沒有停留於平面表面，透過燃燒、石膏再製，使其殘餘記憶獲得新的厚度，照片被燒成灰、灰進入石膏、石膏成為人造石——人造石是否為一種影像？——獲得一種塊狀、不可閱讀的身體，換言之，這是將「可見的記憶」轉成「死亡物質」，文字信件也經歷相同的過程，文字燃燒後，語義失效，紙張成為灰燼，文字以不可讀的形式被保留——蛋殼與鏡子其實可以進一步強化這種狀態，蛋殼接連著孵化、保護、破裂與空腔，鏡子則將觀者的反射影像拉入作品，使觀者面對自身被捲入記憶殘留的表面，死亡物質於童安雅的作品中，被壓縮成極具張力的小物件密度。
回到童安雅選擇將照片、文字燒成灰的行動選擇，「石頭是否作為一種影像」或許可以被更精確地回答——造石不是影像的延伸展示，它是影像死亡後的物質殘留，照片的可視內容已被取消，但照片的物質身分仍透過灰燼進入石膏，石頭不再提供原始照片的資訊，卻保存照片被毀壞後仍留存於世界的狀態，因此影像在此從視覺證據轉為死亡物質。
物件會因使用方式而改變其哀悼功能，以手持照片貼近胸口為例，照片可以被像身體一樣擁抱，平面表面因此獲得想像中的厚度與形式。物件之所以重要，源於人會把自己印入物件，物件也會在物質、情感與記憶上反向塑造人。對哀悼者而言，物件可能轉為「準主體（quasi-subjects）」，進入被死者空出的缺席位置。童安雅的死亡物質並非透過墓碑式安置完成，她是透過殘留、凝固與反射去完成的。
若將兩位藝術家置入同一路徑觀看，這檔展覽便呈現出兩種死亡物質的方法，蕭雅萱的死亡具有地景性，也擁有民間儀式的可操作性；童安雅則是將材料成為另外一種新的物質厚度。
從這裡回望展名中的「we live as if we are immortal」，它所指涉的並非單純的人類逃避，死亡在日常中難以被持續凝視，原因之一在於死亡缺乏穩定的形狀，於是，人類文化發明各種讓死亡成為可處理之物的方法，這些物件並未消除死亡，卻使死亡得以進入生者世界的秩序之中，展覽中最有力的地方，正在於兩位藝術家皆未把死亡交給抽象敘事處理，她們讓死亡經過不同的動作、模造，使死亡、悼念成為可以被辨識的物質勞動，也因此，這是非常漂亮的雙人聯展結構，並不只是兩組作品的並置，蕭雅萱及童安雅共享同一種關於死亡物質的問題意識——而兩者共同完成了屬於她們的死亡物質學：死亡的持續性並不只依靠記憶本身，也依靠物的承接能力，物能夠替死亡保留位置，也能夠替生者保留一種靠近缺席者的方式。
[1] Vyāsa, The Mahabharata of Krishna-Dwaipayana Vyasa: Book3, Vana Parva, Section CCCXI.
[2] Hallam & Hockey, Death,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2001, pp. 8–9.
[3] Harrison, The dominion of the dead, 2003, p. x.
[4] Margaret Gibson, Melancholy objects, Mortality, 2004, pp.28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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