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一直都是很難處理的議題，《小光》則是難得處理此議題的台灣電影，同時觸及家庭內的，也觸及男性被性暴力的困境。小光自幼遭受繼父性侵，母親離世之後失去了最後的避風港，此後他以性交易為生，並以一種幾近哲學性的自我辯護對抗法律：我靠自己的身體和勞力，不偷、不搶，為何犯法？這個問句背後，藏著更深的提問：法律所保護的，究竟是誰的身體？又有誰有資格被保護？
台灣電影處理性暴力的作品向來稀少，偶爾出現，多半以機構或集體的視角去框架創傷，讓悲傷成為敘事主軸，讓受害者的痛苦服務於某種更大的控訴，然而小光的位置沒打算控訴，它只是讓觀眾凝視，凝視一個男孩在失去了所有保護之後，如何以他唯一學會的方式在世界上找一個位置，而那個方式，是身體。
家庭的暴力一直以來都是很難逃脫的困境，當加害者在家裡，而家卻又是受害者唯一能夠回看的地方時，我們無法那麼簡單地讓受害者的庇護所改變，性暴力在此並非純然的過去式，導演只是讓其不斷轉換形式，從童年的家內侵犯，延伸至成年後的街頭交易，幾乎是一個難以改變的殘酷結構輪迴。
透過此片，我們可以看見家庭性暴力如何改寫一個男性（一位人類）理解愛和身體的方式，當暴力發生於家庭內部，它最先摧毀的是語言，孩子並沒有足夠的位置將經驗述說，也沒有安全的對象去讓孩子決定能不能說，承認傷害，以及放棄那個讓傷害得以持續的地方，這對於當事人來說，幾乎是兩件無法共存的事情和思考。對一個孩子而言，後者往往更為困難。男性兒少受害者的揭露率又遠低於女性，那中間的差距並非純然的性別的差異，是整個社會框架運作的結果——男性應當能夠保護自己，男性遭遇那樣的事說出來也只會換來更多的羞辱。
小光從來沒有辦法好好說出來。
母親死後，他將身體出租出去。
小光沒有得到過法律的保護，家庭內部的性侵無人阻止，母親的離去更沒有讓任何制度可以接住他，他對於法律的信任在他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早就被消耗殆盡，另一個角色碩哥的出現，是電影中第一個讓人以為結構可能會有救贖的時刻。
一個警察，發現了小光，開始照顧他。但碩哥的善意，從一開始就無法脫離他身上那個執法者的位置，他照顧小光，同時也期待小光以某種方式去回應這個照顧，也就是停止賣淫，並回到某種碩哥認為正常的生活軌道。
某次小光被發現又被曾經的客戶強暴，被警察逮捕，碩哥將小光從警局保釋之後，下一幕兩人之間的性關係來得過於快速，快到那個轉折看起來像是敘事上的省略，對觀眾的情感理解構成了某種放棄，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電影選擇讓這段關係發生，卻沒有給它足夠的重量去認真審視，不曉得這是電影長度的限制，亦或是題材思索不夠謹慎？
不過，還是可以看見身體對於小光而言，是他唯一的語言，也是他在任何一段關係裡唯一確定自己擁有交換價值的東西，當他以身體去換取碩哥的靠近，又沒有停下來問這件事對小光意味著什麼，其實無意間就重複著小光至此都被困在其中的那個邏輯，把它當成了一種和解，甚至一種溫柔。
因此當小光繼續以他自己的方式生活、繼續去廁所和陌生人發生關係後，碩哥說出來的那句話讓整部電影幾乎窒息：你真的很令我失望。令我失望這四個字，放在小光和碩哥的關係脈絡中，其實象徵一種以道德包裝的收回，這四個字告訴小光，之所以有人願意照顧你，都是有條件的，而那個條件，是你要成為一個我看得懂的受害者。大多學者在討論兒少性暴力倖存者的處境時，曾指出一個反覆出現的困境，照顧者往往對受害者抱有特定的期待，期待他們的復原過程符合某種可以被辨認的模樣，一旦倖存者偏離那個模樣，就很容易被解讀成問題行為，進而觸發更深遠的疏離感。
碩哥所說的那句話，未必出自於惡意，但它的效果與惡意無異。
最讓小光窒息的，大概也不是那句話本身，他早已對這種失望熟悉透頂。一個在侵犯裡長大的孩子，所學到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有問題。繼父對他做的事情，在沒有任何大人介入、沒有任何完好的語言替他命名那件事之前，只能以我讓這件事發生了的形式留在體內，沒有孩子有足夠的認知去理解加害者的責任，他只能將那個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因此那四個字，不免造成小光最原始的聲音投射：果然，我本來就是有問題的。
小光隨後留下了一張紙條：謝謝你這些日子的照顧。
然後離開。
某種程度上，這是他在這整部電影當中，最有自主性的一個時刻。福克納曾說：過去不曾死亡，過去甚至還沒過去。小光的童年性暴力，在電影中從來沒有成為過去式，導演只是讓它不斷轉換形式繼續出現，家內的侵犯，換成了成年後街頭的交易，繼父的支配，換成了碩哥的失望，那個最早的、讓他學會用身體去換取某種短暫停留的關係結構，換成了一個又一個以性為接觸語言的對象，這些人把小光拉進去、擺弄他，然後離開。讓小光在每一次的離開之後，更深信自己只能以這種方式在任何一段關係裡佔有一個位置。
因此，電影中小光所說的：你說你愛我，哪怕是假的也好。
這句話讓我久久無法釋懷，在於它準確地說出了小光對於愛的理解，被削減到了什麼程度？他不要求真實，甚至不要求那個愛在說出之後是否能持續，他只要那個語言在那個當下出現，讓他可以短暫地感覺自己在某個人眼中有一點點值得被對待的模樣。
這也是為什麼，兒少性暴力受害者的揭露困境，孩子常常是沈默的，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而是因為他們找不到一個讓他們得以安全的對象去述說，那個安全感要求的不只是一個願意聽的人，也邀請整個社會環境傳遞一種訊息：你說的事情，這個社會承受得了。
電影的最後，在碩哥得知小光再次遭到客戶強暴，找到小光，提出希望小光和他一起生活，並和他道歉。這個提案，在經歷了你讓我失望之後出現，它究竟代表理解的加深，還是一個人在說錯話之後的彌補？電影並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而那個答案的懸置，或許是這部電影最誠實的地方。
照顧一個在創傷裡長大的人，從來不是一次道歉或一個邀請就可以簡單完成的事情，那需要漫長的、願意承接對方以任何形式展露自我的耐心，碩哥究竟有沒有那種耐心，也留給觀眾如我，自己去進行判斷了。而小光有沒有辦法讓自己去信任這個邀請，電影依舊留下了這個疑惑。
一個從來沒有機會學習被愛可以是安全的人，首先要克服的，或許是對於這個命題本身的根本性的不信任，長期的家庭性暴力，最先摧毀的正是一個人對於親密關係的基本認識框架——他所知道的最親近的關係，是一個對他施以侵犯的成年人，他所學習到最早的肢體語言，是以身體的服從換取短暫的平靜。當他長大之後走入任何一段關係，都是那整套被強加於身上的權力問題。
《小光》作為一部電影，在技術和敘事上都有明顯的局限，某些關鍵時刻讓我感覺留下令人遺憾的草率，然而我很感激這部電影願意將此議題呈現出來，一個男性受害者在家庭性暴力之後繼續活著的方式，以及那個活著的方式如何被整個社會框架判定為有問題——這在台灣電影史上仍是稀缺的凝視。
我們或許都會說我們在乎這些孩子，這些受害者，但我們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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