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彌留之際》（As I Lay Dying）只有十五分鐘，片中回到 2009 年伊朗綠色運動的夏天，導演穆罕默德雷扎．法扎德（Mohammadreza Farzad）與佩嘉．阿罕賈拉尼（Pegah Ahangarani）是讓畫面在晃動、失焦與突然定格之間反覆切換，旁白則為畫面中某些身影補上一段後來的命運——有人離開伊朗，有人死亡，也有人下落不明。
片中人物的故事取材自現實，但並未直接對應影像中真實被攝者的姓名與身分，也就是說，電影以虛構姓名承載真實遭遇，以替換後的命運保護畫面中的人，這個做法使《我彌留之際》避開了抗爭影像常見的兩種危險——其一是將受難者變成可再次暴露的資訊，其二是將政治創傷轉化成抽象象徵，法扎德與阿罕賈拉尼選擇讓臉保持模糊，讓名字經過轉譯，讓真實以匿名的方式繼續存在。
2009 年伊朗綠色運動的重要性，除了其政治背景，也在於它與手機、網路、社群媒體之間的深刻關聯，當國家媒體封鎖、扭曲或壓縮抗爭現場，普通公民手中的鏡頭成為另外一種證據。這些影像未必穩定，構圖未必完整，聲音常常破碎，卻正因如此，保留了行動中身體的急促感，這些畫面欠缺傳統紀錄片所追求的清晰敘事，卻帶著事件尚未被整理之前的溫度，它們的粗糙並非缺陷。
當畫面移動時，觀眾被推進人群，彷彿也在逃、在看，當畫面停住，旁白開始說出某個人的後來，觀眾才突然意識到，眼前的現場早已成為過去。那個正在奔跑的人，或許多年後已經流亡，電影在這些停格處製造出一種遲來的觀看——我們接近現場，卻永遠晚了一步。
阿罕賈拉尼過往作品《試圖記憶》（I Am Trying to Remember）以家庭照片、檔案影像與旁白追索伊朗革命後被抹除的政治暴力記憶，在《試圖記憶》裡，一張被刮去臉孔的照片成為開端，個人相簿被拉向國家暴力與失蹤者的歷史，而《我彌留之際》延續這種檔案方法，只是材料從家庭內部移至街頭現場，私人記憶的破損擴張成集體記憶的模糊。法扎德長期以檔案材料與現成影像處理伊朗歷史中的社會政治斷面，兩位導演的合作因此形成一種互補，一方關注照片、記憶與失蹤，一方擅長以剪接處理歷史影像的殘片，在本片中，兩者共同把抗爭影像從網路流通的速度裡取出，放進一種接近追悼儀式的結構。
這部短片的旁白平穩且冷靜，幾乎拒絕煽情，這樣的聲音並未削弱悲傷，反而使悲傷更難迴避，若旁白過度哀悼，影片容易將政治暴力轉化為情緒消費，若旁白完全撤退，畫面又可能只剩抗爭奇觀。現在的處理讓兩者之間維持張力，觀眾被影像的晃動帶入現場，又被旁白的平靜拉回事後，身體感受到恐慌，意識則被迫承認時間已經過去，這種距離感，使影片具有一種在場之後的在場，我們聽見命運，也聽見命名本身的侷限。
抗爭影像常被理解為揭露暴力的工具，但在數位時代，影像一旦流通，也可能反過來成為追蹤、監控行動者的線索，法扎德與阿罕賈拉尼讓被攝者停留在模糊之中，電影提供的命運帶有真實根源，卻透過虛構重組，使個體免於被再次暴露。這種做法使其政治性存在於方法中，它說出暴力，同時拒絕把受暴者交給另一套觀看權力。
片名《我彌留之際》因此具有多重指向，彌留者可以是倒下的人，可以是被鎮壓的運動，可以是一代人的政治希望，也可以是影像本身。那些手機影像晃動、失焦、低解析，保存了當下，也帶著自身的耗損。每一次定格，都像是讓影像重新喘一口氣，然而那並非復活，只是一種短暫的召回，人物並未完整回到觀眾眼前，他們只是在聲音中聚集片刻，隨後再次散入歷史。
《我彌留之際》的核心價值，並非為 2009 年綠色運動提供完整解說，也非重現一場抗爭的全部歷史，它更像一個關於如何保存失散者的形式實驗，法扎德與阿罕賈拉尼把公民影像從即時傳播的速度中取出，放進定格、旁白與虛構命名的慢速結構，使影像重新承受時間，多年後，電影提出的問題已經超越事件本身——當運動散去，當人們流亡、死亡、失聯，當國家暴力以沉默覆蓋街道，電影還能如何記住那些無法完整辨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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