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查．蘇維查康彭（Anocha Suwichakornpong）的《敘事練習》（Narrative）以一個看似簡潔的空間開始——白色攝影棚、幾位受難者家屬、工作坊主持人、攝影機、收音設備、法律諮詢，以及一場尚未真正發生的審判。片中沒有重現 2010 年曼谷街頭的血腥場面，也沒有以新聞影像或歷史資料將觀眾帶回衝突現場，它選擇停留在暴力之後，在死亡已經發生、制度追究長期停滯、公共記憶逐漸變得模糊的時間裡，詢問一個更艱難的問題：當正義遲遲未抵達，人如何繼續說話？當法院未能成為審判場所，電影能否暫時搭起一個讓證詞出現的空間？
《敘事練習》片長 49 分鐘，為阿諾查受 e-flux 委託、為第 13 屆首爾媒體城市雙年展所創作的單頻道錄像作品，後續進入柏林影展、MoMA Doc Fortnight、法國真實影展與 TIDF 的放映脈絡。作品表面上跟隨一場電影研究與排練過程，實際上則把鏡頭對準泰國現代政治中仍未解決的傷口——2010 年紅衫軍抗議與政府鎮壓，根據2011年的報告，2010年3月至5月間，泰國政治衝突造成至少 90 人死亡、超過 2,000 人受傷，安全部隊在鎮壓過程中使用實彈，相關責任至今仍是泰國社會難以完成的政治與法律課題。
《敘事練習》中的家屬被帶入白色攝影棚，在主持人的提示下進行雙人或群體練習，他們彼此面對，交換經驗，講述逝者，也回到那段政治暴力如何改變個人生活，這些練習並未形成完整的戲劇場面，卻讓我得以看見說話者的身體、表情與遲疑，這個距離，是影片最重要的倫理選擇之一。
許多關於創傷的影像，容易把受難者推向一種「可被觀看的悲傷」，在這樣的觀看中，眼淚、顫抖、停頓與崩潰被剪輯成情緒證據，觀眾透過同情感覺自己已經理解歷史，《敘事練習》顯然拒絕這種直接占有，阿諾查讓觀眾接近家屬，也保留無法進入的部分。聲音有時被環境遮蔽，對話有時只呈現片段，攝影機有時轉向場邊的工作人員與設備，這些安排讓我意識到，見證永遠需要媒介，也永遠伴隨限制，創傷經驗無法被完整取走，影像也無權把他人的痛苦整理成方便消化的敘事。
這正是《敘事練習》與阿諾查過往作品的連續性，從《生命宛如幽暗長河》（By the Time It Gets Dark）處理 1976 年法政大學大屠殺開始，她便持續關注泰國歷史暴力如何被沉默，她的電影很少把歷史拍成單線事件，反倒經常讓時間斷裂、失去主要敘事，但卻迫使我更看見歷史記憶形成過程中的空洞與。到了《敘事練習》，這種方法被推向更直接的政治場域，1976 年的歷史陰影，在此與 2010 年尚未完成的法律追究相互照映，過去並未離開，它以另一種形式留在當代泰國的制度、家庭與身體裡。
片名「Narrative」因此具有清楚的雙重意義，一方面，每一位家屬都有自己的敘事——親人如何死去、死亡如何改變家庭、紀念日如何反覆返回、夢與宗教儀式如何讓逝者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這些個別敘事又被同一場政治暴力聚集，成為一種共同歷史。阿諾查表示，片名來自製片Paul Mori，但她回看後覺得非常貼合，因為作品處理的正是個人敘事與集體敘事之間的碰撞，因此它沒有把受難者家屬化約為同一種聲音，也沒有讓每個人困在孤立的私人悲傷中，它讓個人經驗在共同空間裡彼此靠近，讓政治暴力重新取得具體面孔。
片中最關鍵的形式選擇，是攝製組的可見——麥克風、攝影師、工作人員、導演、現場調度都被保留在畫面中，這些元素沒有破壞作品的真實感，反倒讓真實感變得更加誠實，阿諾查有意不隱藏攝製組，因為工作坊本身就是她想捕捉的過程，加上拍攝現場只有兩台攝影機，無法以傳統方式完整覆蓋所有對話。後設形式在這部片裡並非單純的美學姿態，也來自實際拍攝條件與倫理考量，當電影處理仍在訴訟與政治壓力中的真實家屬，製作過程的透明，比製造無縫幻覺更有必要。
《敘事練習》於是形成一種特殊的混合空間，它有紀錄片的現實牽引，也有劇場排練的身體方法、它接近法庭，卻尚未成為法庭、它是電影研究過程，同時已經構成一部完整作品，這種彷彿未完成的狀態，剛好是電影的核心力量。阿諾查原本正在準備另一部長片《Fiction》，其中將出現一場關於 2010 年鎮壓的虛構審判，《敘事練習》像是《Fiction》的前置研究，也像是那場虛構審判的政治前廳。
阿諾查清楚知道影像的限制，電影無法逮捕責任者，無法重啟停滯的案件，無法讓亡者回來。可是電影可以做另一件事，它能保存尚未被制度承認的語言，讓那些被推遲的證詞取得暫時的公共位置，當國家拒絕提供足夠的審判空間，電影先搭出一個排練場，這個排練場無法完成司
因此，《敘事練習》的政治性並不來自口號，也不依賴激烈影像，它的銳利之處在於，它把「未完成」穩妥地放在觀眾眼前。未完成的審判、未完成的哀悼、未完成的歷史書寫、未完成的電影計畫，全都被安置於同一個白色空間。白色攝影棚看似中性，實際上充滿政治張力，它讓家屬重新成為說話的人，也讓我面對自身觀看位置：我能聽到多少？我如何回應？我是否只把他人的痛苦當成一次觀影經驗？
國家有自己的敘事，法院有自己的敘事，媒體有自己的敘事，受害者家屬也有自己的敘事，差別在於，前者掌握制度與發聲機器，後者往往只能透過紀念活動、訪談、影像與彼此聚會，將記憶一點一點保留下來，阿諾查沒有替家屬整理出一個封閉結論，她讓結論停在生成途中，電影若急著完成答案，反而會掩蓋那道遲到本身。
《敘事練習》最終讓人看見，紀錄片並不只是對已發生事件的記錄，也可以是對未發生程序的預演，它只有一群人坐在攝影棚裡，試著把曾經被迫中斷的生命、被拖延的案件重新放回公共空間。在制度沉默之處，替證詞保留一段可被聽見的時間，在歷史被推遠之處，讓家屬重新靠近彼此。
這是一部關於泰國政治暴力的電影，也是一部關於影像責任的作品，它提醒我，敘事從來不只是講述技巧，它牽涉誰能說話、誰被聽見、誰被記錄、誰被迫反覆證明自己的痛苦，阿諾查沒有把《敘事練習》拍成一座完成的紀念碑。她留下的是一個臨時搭建的空間，一場仍在進行的練習，一群人的聲音，以及一個遲遲未能完成的問題——當歷史尚未獲得審判，我們該如何繼續記憶與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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