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工具於我，總是以一種奇特的形態存在。它是一個空間，卻又一直流動，流動的空間帶著人們通勤，追逐的又是時間。巴士、地鐵、渡輪，彷彿就是一片稍稍脫離現實的時空。
各種交通工具的特色，讓他們置於城市裡都產生獨特的意義。就像通宵行走的紅 Van，那種亡命飛馳的速度，才會孕育出《那夜凌晨》般的香港小說。的士，或者對伊朗來說，也是這麼一個存在。
伊朗，對於普遍香港人來說，大概是陌生的國度。凡是「伊字行頭」通常都是與伊斯蘭教相關，伊斯蘭又跟恐怖分子扣上關係──總知，就是沒個好印象。我對於伊朗的認識，是從一系列圖文作品──《我在伊朗長大》開始，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伊朗曾經是這麼開放自由，1979 年一場伊斯蘭革命，原教旨主義者上場，這裡的人事情就統統改變了。
《Taxi》的導演是伊朗著名電影人 Jafar Panahi，視為當地新浪潮電影重要一員，曾獲得金獅獎等多個榮譽。2010 年，他與家人被控「製作反政府文宣」，勒令他停止電影製作，並禁足他離開伊朗國境。在這般苛刻的條件下，他依然堅持拍攝，《Taxi》便是其最新作品。
電影中 Jafar Panahi 化身的士司機，游走於伊朗首都德克蘭的大街小巷。模仿紀錄片的手法，收集乘客的零碎故事，重組伊朗生活的日常。Jafar Panahi 接載的乘客，都反映出當地關於自由的討論，其中女權話題也不少。從上門賣翻版的小子，與 Jafar Panahi 攀談，稱：「如果不是我，你根本看不到 Woody Allen 的作品。」由是打開伊朗自由之旅的序章。
姪女侃侃而談學校老師如何灌輸「何謂電影」的定義，舉如：不能違反伊斯蘭教義、男女不能親密等等。從一個小孩子的口中道出，格外有一種天真無邪又心酸的感覺──如果孩子只聽從學校教導的一切，他們很可以就如此相信，牢固的意識形態機器便由是誕生。
關於自由最具體控訴，莫如律師朋友乘客。她正前往監獄，探望一個看球賽又被捕的女學生。律師一字一句嘗試用平淡的心情陳敘，最終卻又難掩心中的氣憤難平：「其他被捕的人都已經獲釋，只剩下她。」那學生在獄中絕食，還被當局要求簽字聲明沒有作出任何反抗。
小事如老媽媽的迷信，人與魚的生命扣連，要到百里泉放生，家人的生命才可得延續；丈夫受襲，滿頭鮮血還要是堅持錄下遺囑，讓妻子也可分得財產；以至結局，Jafar Panahi 跟姪女下車，將錢包還給老婦。才沒一剎，匪徒來將車上所有洗劫一空，包括鏡頭──電影便是在諷刺之極點結束。
女性地位低微、迷信、治安不良、「莫須有」下獄，你看開著車的 Jafar Panahi 都如此鎮定。面對死亡、壓迫，他都臉不改容。即使《Taxi》在今年柏林國際電影節中取得最高榮譽的「金熊獎」 (Goldener Bär)，他都因為「禁足令」而無法親身到場領獎。
不可思議，不能接受、無法想像的，在我們眼中是 82 分鐘的電影，卻是伊朗人每日經歷的日常。陌生的國度，陌生的語言，我嘗試客觀地欣賞 Jafar Panahi 鏡頭下的每一寸光影。很難。那種激動不在於畫面有多震憾，倒是他愈是平凡、低調地處理，我愈是看得心寒不安。
有說，《Taxi》是 Jafar Panahi 的明志作品，流露他身為電影人的驕傲和堅持。每個地方總有其限制，或因為政治，或因為經濟。君不見大陸獨立電影人，都一直在玩擦邊球嗎？
所謂絕對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沙特卻聲言「人生而自由」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到底自由在哪裡？──在於我們實踐選擇的時候。Jafar Panahi 既然無法公然拍攝，他便鑽入的士。選擇一種私密的交通工具，繼續傳播伊朗真實的一面，透過影像嘗試打破我們和他們的界限，融和獵奇與日常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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