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通常都是戴著玫瑰色的鏡片浪漫地想像精神疾病對藝術創作的影響。從印象派大師梵谷割耳自殘，到自願住進療養院的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
這些故事在精神疾病這個標籤的渲染下，彷彿體現人類生命在歷經苦痛後仍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仍舊想要追尋永恆的美，藝術成為主角。但是有人真正能同理這些故事背後個體的經歷嗎？在歷史的長河中，類似的故事反覆上演，困在精神疾病這個標籤中的人們也依舊生活在你我之間。
2020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2 日在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登場的《#有精神 ── 失序人生試驗場》，從故宮的典藏出發，以博物館作為對話交流的平台，結合慈芳關懷中心與當代藝術創作者長達半年的共創合作，試圖思考藝術與精神疾病可以如何攜手破除病友被污名化與創作被神格化的框架。
展覽以故宮典藏明代徐渭的生平故事作為起始，從史料的記載推測，徐渭很可能有精神相關的疾病。展示用報紙的形式，從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復原，徐渭生命歷程中的各種事件。從徐渭作為一個天才兒童被大家注目，仕途不順八次科舉落榜，至中年殺妻入獄，晚年窮困潦倒賣畫維生。
在報導冷靜的口吻中，試圖讓觀眾同理徐渭經歷的各種困境，並且不過度浪漫化他創作的獨到之處。同時也帶出慈芳的會員是如何看待徐渭，可以在會員的講述中，感受到每個人對「理解」的渴求。
接下來的展區「心之所」，使用故宮典藏開發的各種文物複製品作為媒介，與慈芳會員擺設出一個想象中徐渭的家。這也是共創合作的一部分，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裡，慈芳會員試著瞭解像是白瓷嬰兒枕、汝窯蓮花溫碗等文物背後的故事，並寫下自己對文物的感受與想像。在展場中，觀眾除了可以閱讀會員們的詮釋，也可以寫下自己的理解。
接下來的展區，則是當代藝術家與慈芳會員共同合作的成果。藝術家涂維政使用自己創作中常見的翻模手法，讓會員們選擇回答這兩個問題：「你死後想要如何被記得？」、「想要留下的東西是什麼？」 的代表物件。有人選擇了鑰匙，有人選擇了梳子，可以看見，物件與個人生命歷程息息相關。
而藝術家呂易倫的計畫卻反向而行，他使用的是邀請會員使用藝術家平常不熟悉的媒材繪畫創作，一起繪製對家中擺設的想像。在「#有精神」展場的設計，搭建了一個三角形空間掛置最後完成的作品。在展場中，參與的會員使用自己的語言，儘管不是專業的術語介紹，但是絕對是以真誠的態度，介紹著展覽，介紹著整個創作過程。
王永安與會員合作的作品同樣地以圖像來描繪感受，但帶向觸覺引發的面向。每個人都需要被照料與撫慰，都希望不受外在的標籤限制。在展出的畫作中可以發現，一個令人心安的按摩體驗所引發的視覺聯想，其實是人類對安全感的共同體驗。
而聲音作為喚起記憶最為直接的媒介，在藝術家張惠笙邀請下，會員講述自己記憶中最為深刻的聲音。張紋瑄延續對書寫的運用，在會員參與的工作坊中讓大家寫下各種關係的「情詩」。在展場中，反射出鏡像的各個立柱上寫著這些創作，立在亮黃色的地毯上。敏銳的感受可能被視為瘋狂，可是也是創作的開端。
而有些會員也作為素人藝術家，用自己的對藝術的想像進行創作。蘇龍泉喜歡唱歌，因此製作了一個想像中舞台上閃亮的自己，毫不怯場的放聲而唱。詹炎清赤裸地直接切入慾望，展出了自己臥室的樣貌，甚至連自己平常看的色情書刊也擺放出來。他希望告訴觀眾，即使在精神疾病的標籤下，自己也是一個活生生有慾望的人。蔡宛珊試著用影像記錄陪伴自己十年的貓咪，在貓咪給予的溫暖中繼續面對生命中的掙扎。
「慈芳集體展區」是一個互動式的體驗遊戲，讓觀眾使用會員生命經歷的元素，拼湊出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然後針對這個故事，做出一個「決定」。在這個過程中，觀眾可以思考故事是怎麼樣被述説，而作為有行動能力的成人，又可以做出什麼樣的行動。許多的偏見，是不是只是敘事角度的不同？許多的不行動，是不是其實是最有殺傷力的舉動？
展覽的最後回歸到徐渭的創作，晚年徐渭雖然窮困，但是靠著賣畫可以維生。他作品中的狂放就如同他生命中的高低起伏一樣，都是徐渭這個人的一部分，不是天才的光環蓋過了一切，也非癲狂的幽暗不值一提。《#有精神 ── 失序人生試驗場》也是一個試圖讓會員發聲的展覽，在一個以「文化實驗場」為名的場域中，遺產型博物館、精神療養機構與當代藝術有了交匯。
這三種機制跳出原本運作的模式一起合作，本身就是一場突破框架，彼此摸索與磨合的實驗。英國學者東尼・班奈特（Tony Bennet）關於展示複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的論述中，博物館本身是一個統治者展示權力的機構，其作用就如同精神病院一樣，以集體的力量規訓個人的身體。
既然藝術與精神疾病都可以以逃離社會既定的框架來描述，那為何我們對後者總是帶有歧視與視而不見的冷漠？透過這個展覽，觀眾或許更有機會理解這個汙名化的標籤下，各個個體具體而微的處境。有的時候，就像展覽最後邀請觀眾接住寫下參觀心得的紙片一樣，每個人需要的，只是在跌出框架之外的時候，能被輕輕地接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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