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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04.2019

《夏》(Leto, 2018):獻給我們所愛的一切

「為了捕捉他們純粹而快樂的片刻,我們借了一台時光機。」就憑導演基里爾賽勒布倫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的這段話,讓我覺得《夏》(Leto, 2018)非看不可(該片在去年入選坎城主競賽,最終雖未獲大獎,卻得到最佳原聲帶的殊榮)。

第一次看大銀幕的時候全場滿座,我在大老遠的後排熱血沸騰;第二次特地買了前排的位子,整個影廳幾乎被我包場,只覺得自己就置身在那個未曾經歷過的時代,被感動到無以復加。於我而言,《夏》不僅僅是 2018 年的無冕之王,大概還是過去幾年來最喜愛的電影。正如宣傳廣告上某家媒體所言:「我們的金棕櫚!」──這樣的評語總令人激賞,而且在許多意義上,遠比電影獲得了何等成就還重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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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片聚焦於蘇聯時期的搖滾先鋒維克多崔(Viktor Tsoi),同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的前輩、天團「動物園」(Zoopark)的主唱麥可(Mayk)與其妻娜塔莎(Natasha)相識後的故事。在麥可協助之下,維克多的音樂之路步上正軌,但他與娜塔莎之間的情愫也逐漸產生矛盾。實際上,這段關係與史實有所落差(註1),而維克多的樂團「電影」(Kino)則在日後成為俄羅斯搖滾史上的傳奇。就其生平而言,《夏》拍攝的反倒是維克多成名前的平和時期。

循著導演「借來的時光機」一路前行,海邊的青年們引吭高歌,與黑白光影交織出一個 80 年代初期的蘇聯。彼時的觀眾要乖乖坐著觀賞搖滾樂演出,在火車上哼起西方搖滾得小心被指控「唱敵人的歌」,想演出的樂團為了讓歌詞過審必須自稱搞笑藝人,昨天一起玩音樂的小夥子則可能明天就被抓去當兵。雖然時代氛圍如此嚴峻,但電影反而淡化了這層背景,讓一切可能的危機都以浪漫奇想帶過──這也正是《夏》最為有趣之處:用現實裡不會發生的事情,反襯出時代裡曾經的理想與充滿希望的瞬間,究竟有多麼珍貴、多麼美好。

所以總有一名亦敵亦友的突兀角色混在人群中,直接打破第四面牆朝觀眾潑冷水,表示「以上都沒有發生」;其餘時候,他與麥可展開創作主題上的辯論,或者用俄文把片中出現的英文歌詞重新翻譯一遍,彷彿在替時代寫下嘲諷的註解。更有甚者,電影開始不久時維克多首次出場,那名「懷疑論者」自鏡頭前一閃而過,冷不防向觀眾說了一句:「一點都不像。」(第一次看我還以為自己搞錯了)。原來早從那個節點開始,整部片就鋪下了後設的魔幻基底,往後無論是路人集體開口唱歌、天馬行空的塗鴉動畫,還是當表演現場的觀眾打破常規群起躁動,黑白畫面忽地染上色彩,這一切竟然都理直氣壯地如此動人。電影一方面彰顯了存於音樂中的強大力量足以超越政治教條,一方面也試圖召喚人們對於自由的心之所向與身之所往,終究在無法觸及的想像中構成一個燦爛奪目的烏托邦。

而片中那臺攝影機所拍下的,關於這群其實已埋沒在歷史洪流的人物,目的也不是打造一部照著史實走的常規傳記電影,而是藉著回返時空,最大程度地再現那些令人神往的純粹時刻。好比那位名為「龐克」的青年,在派對結束後恍惚起身,盯著投影在牆上的海邊好一會兒,就這麼「跳」了進去,這靠的當然是電影在近百年前就出現過的剪接魔法,但在此時驚奇依舊。只見他轉向鏡頭對著觀眾告別,旋即褪去身上衣物,裸體衝向遠方的海平面,那一刻他彷彿擁有全世界。而我則不停想著那片海,想著導演怎麼知道我的感受,那與自己多年前獨自出國來到海邊,面對未知壯美而萌生出的興奮、自由和義無反顧之感毫無二致。

至於故事的明星光環雖然在維克多身上,但其實麥可更像是真正的主角。維克多自始至終展現了創作上的天賦,他的成名之路彷彿時勢使然:一位背著吉他的年輕人,用簡單直接的詩句唱出藍領階級的心聲,拒絕讓自己的音樂被貼上標籤,也或許他眼中本就不存在標籤,只是憑藉直覺接近音樂該有的模樣,就成了一個時代的聲音(片中大部分歌曲來自Kino樂團1982年的專輯《45》)。相較之下,麥可對西方音樂的涉獵影響其創作甚深,見識到蘇聯以外眾聲喧嘩的世界,似乎也因此陷入自身定位的疑惑之中。派對上有位好友讚美麥可的地位,認為應該把他的音樂拿給西方人聽,卻被麥可反罵「他們已經有了滾石、門戶、齊柏林飛船、歡樂分隊、鮑伊、狄倫!」隨即離席。當他看著走廊上掛著的無數張偉大專輯,背景響起了鮑伊的名曲〈All the Young Dudes〉,進入到彩色的幻想中,大夥模仿起一張張經典的專輯封面,致敬那些活在音樂世界裡永遠不會消逝的巨人們。電影的當下遂幻化為一個綺麗的迷離空間,歷史彷彿總在循環,屬於一個時代集體的狂歡、失落、迷惘與滿腔熱血,乃至個體平凡亦或充滿象徵的榮耀時刻,皆代表著無數年輕靈魂的躁動生命,無疑也回過頭來造就了整個顛簸前行的世代。

而麥可必定是在維克多的音樂中,感受到了一些真正重要的、需要被世人記住的事物,並且願意為此犧牲奉獻,即使那根本無關乎自己的成就。這或多或少呼應到麥可理想中的世界(也許是一個奔騰不復的搖滾盛世),以至於在那幅圖景之前,個人瑣事都得退居其後,甚至也包括隱忍妻子喜歡上對方的事實。說麥可「眼中只有音樂」未免有點矯情,但就如同整部片純淨的調性,維克多與娜塔莎的戀情也沒有太多雜質,自然而然地發生、彼此尊重地抑止,被表現成一種瀟灑的坦然,因此美好的願意讓人相信。麥可是如此迫切地想讓世人認識維克多,除了持續給予創作建議,也用前輩的身份讓歌詞通過審查,更在首次登台時助陣相挺;演出結束後,他幾乎是故意促成娜塔莎與維克多獨處,放逐般地讓自己遠離他們,接著居然是去請求好友替維克多錄製專輯。比起「動物園」擱置以久的唱片,麥可顯然更擔心維克多的音樂在「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蘇聯時代一聲不響地消失。

當錄音室裡的任務告一段落,麥可便默默離去。鏡頭一轉,專輯已經發表且評價良好,眾人圍坐,麥可與維克多平起平坐地共同受訪。被問及希望演出的場地,麥可想在千人體育場採用豪華配置,維克多卻表示若能在小酒吧表演足矣,兩人的見解就如同音樂風格的不同,也埋下未來他們終將分歧的預示。日後,當維克多回顧起這段往事,應當會明白:曾有先行者替他撞過每一堵高牆、摔進每一道溝壑,指引他朝著對的方向前進,最終也用自己的方式同他道別。

上一次這樣打從心底喜愛一部電影,甚至在觀影中忍不住露出微笑的經驗,大概是中國導演張大磊的《八月》(The Summer Is Gone, 2016)。巧的是,兩部片不只同樣關於夏天、也都是黑白片,即使風格天差地遠,紀念與致敬一段歲月的創作主旨也都相似。一去不復返的時光,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維度,在導演的雕刻之手中重現了。而這些必然逝去的人與事都化做驕傲的消亡史,光是感受到它們曾經存在過,就足以讓人動容,甚或從中找到寬慰和動力。

於是,《夏》的結尾是如此平淡卻震撼人心。當初沒沒無聞的樂團正紅極一時,曾經處處刁難的長官也得說上幾句好話,而維克多始終是那個拿著吉他、唱自己的歌的年輕人,外表看來煥然一新,神情卻一如往昔。他在意麥可是否會來看表演,卻在沒得到肯定答案的情況下上了舞臺,當鼓點都下了的時候,維克多看見麥可與娜塔莎走入會場,立即示意樂手們停下,改唱起另一首〈樹〉,就像是要特地獻給麥可,感念這位伯樂的知遇之恩。樂聲悠揚,維克多反覆地唱誦:

"我知道我的樹活不過一週/我知道我的樹在這座城市裡毫無希望
我花了所有的時間陪伴它/我厭倦了其他事物
似乎它就是我的房/似乎它就是我的好友
我種下了一棵樹….."

維克多的身旁忽然浮現出實際的生卒年份(1962–1990),接著鏡頭緩緩掃過臺下專心聆聽的觀眾,停在總是戴著墨鏡、看不清表情的麥可臉上,畫面同樣出現了這個人曾經存在於世上的時間(1955–1991);只見他頓了頓,轉身走遠,周圍的聲音漸漸隱沒,娜塔莎露出了笑容,與眾人一起熱烈鼓掌……

導演在最後是這麼說的:「這部片是獻給我們所愛的一切。」

註1:金馬 55 選片|《夏》:如果搖滾樂有一個美好結局 | http://www.biosmonthly.com/issue_topic/9815
《夏》原聲帶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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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為主,亦寫音樂及其他。尋向所誌,光影未竟,遂迷不復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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